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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2005年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国际研讨会
时间：2004年12月1日下午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二层第会议厅
主持人：发现杂志社社长夏令生
嘉宾：王大用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 放 北京创意村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主持人：非常感谢林毅夫教授他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形势分析以及治理的举措做了高水平的演讲，让我们以热烈得掌声感谢他的演讲。下面有请王大用先生。
王大用：面对这么大的场面站在这儿确实不知道听众喜欢听什么，这个时候只能假设我所讲的就是你们喜欢听的。
刚才林教授对去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做了一个相当全面的而且是合乎逻辑的一个描述和分析，他也谈到了不同的学者在意见上有比较大的分歧，其实那么多分歧何在，从那的分歧我理解描述当前的形势也会有分歧，分歧不一定会很大，因为只是不同的人对现状，现在发生的事情的得到的信息多或者少，全面或者不全面造成的判断的差异。
在意见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展望和预测。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能不能找到对未来产品关键影响重要的要素，而即使找到这里大家很难达成共同的看法。所以更大的意见分歧，尤其是对政策的意见分歧来源于对未来预测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差异，所以我在这儿想谈一谈，我们这20年间对中国的经济产生非常关键影响的因素就是城市化。
从我后面的分析看就是我们去年和今年遇到的一些经济与形式上的表现，不是一时的一种表现，可能今后我们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面对的挑战将是十分巨大的。
城市化是从工业革命以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经济更多的向城市集中人口，也更多的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无一例外。因为工业化以后的发展，是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的，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依赖于对土地的耕种，所以他可以脱离开土地，它的人口劳动力可以脱离可以不用那么分散的居住。另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提高收益等等。各种商业性的利益要求都需要聚集，产业需要尽可能的聚集相应造成劳动力的聚集，而这种聚集的结果是人口的聚集就是城市化，所以这是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经济发展中间是有一个加速的阶段的。我们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加速这么一个时期。中国是不是正在开始这样一个加速的过程，他要维持多久是我们要分析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从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变迁看，我们过去25年第一次产业的比重已经由28%下降到14%，第三个产业提高了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现在高达52%。所以从产业结构看，我们正在经历一、二、三产业比重非常高的时期。这样一个发展的特点带来了刚才我说的劳动力和伴随着资本其他资产要素一起向非农产业的集中。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在25年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70.5%。
到了去年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44.1%，25年间有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下降，这是劳动力的变化。随着劳动力的变化，城市化率在提高，就是城市人口的比重也在提高。城市化率我们通常都是用城镇常住人口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来代表城市化率的，这个比例在78年的时候是17.9%到了03年已经提高到40.5%。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会多高，现在很多人在做这样的预测，目前我看到的预测里面可能我做的是很高的，最乐观的。因为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50%到60%之间，我认为更高一些。初步估计按67%左右考虑。为什么这么考虑，我们看一看过去发展的历程，然后寻着发展的轨迹推论一下，中国的城市化率在过去的25年间，平均每年提高0.88个百分点。今后如果按0.88这样提高，我们可以往下加，加17年就可以了，很简单。但是如果再仔细观察一下发现，这个城市化率的变化有两个不同的阶段，1995年就是90年代中期以前是一个阶段，到90年代中期以后明显加速。从97年到03年这已经是7年的时间，在这7年里面平均每年提出1.44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按照今后追寻这样的轨迹趋势，每年平均再提高1.44百分点。到2020年城市化率是65%，实际上我们估计未来提高的速度可能比现在快一点，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国情，一个制度性的因素，它一直在阻碍着城市化率的进程。就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这是非常严格的限制农村的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农村的人口想进城，是很难得到正式的城市里面的户口的。这种制度本身它产生在50年代建立计划经济，实现政府统购、统销粮食的情况下。而56年大跃进之后，造成了中国著名的大饥荒，那个时候我们所谓商品粮户口，是没有这种户口的人一生中最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而有这个户口的人就是有特殊身份的人，这个障碍到现在还存在，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中国的粮票是什么样了，劳动力的大规模的迁徙已经是持续了20年的现象，继续维持这样的户籍制度留下的只是巨大的不合理，所以这个制度是早就应该取消的。可是直到去年新一届政府才提出改变这个制度的政策和要求，而且逐渐的推动。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在未来的十几年间当巨大的政策撤销以后，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我们设想不应该比现在低。如果我们按照未来平均每年1.5的比例考虑提高，那么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7%，甚至完全可以比这个高一点，这么一个前景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带来什么挑战呢？
到底有多少人口可能进入城市化，这要看人口预测，根据当时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预测中国增长在2040达到顶峰，然后下降，顶峰的时候人口是16亿，但是这是20年前的预测，今天跟20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80年代计划生育非常严格的时候，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保持在千分之十五左右。计划生育政策所做到的就是如此了，这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也有遭到批评的地方，但是90年代以后，特别是中期以后，我们看到中国的人口的出生率是逐渐降低。到了2003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了千分之六点五，而且平均每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要降低零点五个千分点，如果按照这样预测，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增长就到达顶峰了，当然这可能很多的同志都不会同意这的结论。
因为确实人口统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误差和遗漏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考虑的情况差一些，所以我做一个差的定性的估计。假设2010年前，平均的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五，这个应该是相当保守的，到2010年以后，也是缓缓的降低，平均千分之四，按照这样很大的保守性的预测，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接近14亿，不到14亿。而在这之后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在2020年中国的人口将达到顶峰逐渐下降，因此中国人口顶峰的数值是14亿多不会再多了，到时候城市化城镇的常住人口是9亿4千万，这个数字是52亿300多。
相应的城市，规模城市的房地产，城市的各种公共设施都需要扩大，来容纳这4亿2千万的移民。由此可以设想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上的问题，而前景我们看了，既然是这样，我们只能尽早的认识到将要带来的问题，尽早的思考面对这些问题出现应该采取的政策和办法。第一个对农业的压力。
中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中国的国土面积跟美国比几乎一样，有大概两三万平方公里有很小的差异，但是中国的耕地的面积，要小的多。中国的耕地面积大概是美国的1/4多，不到1/3的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以上，所以中国平均每个人的耕地数量是少的，而城市化意味着要占用耕地。所以这个问题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很多人担心未来中国的粮食要发生巨大的问题。但是算一算帐，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大，那么严重，实际上我们能够合理的控制它的发展，避免造成耕地的浪费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4亿2千万人口的移民需要多大的面积，按照我们国家政府有一个城市规划的标准，这个标准最宽的是每人平均120平方米，中间档次是每人75平方米，我们当然应该选择低一点的标准，因为刚才说了中国是人口多，土地少的国家。
我们现在已经占的土地,到7月份的结果是3.8万平方公里，算下来相当于中国5700万亩。实际上占的土地可能有一些在耕地，有一些已经没有在耕种了，粮食产量已经受到影响，我们的粮食产量最低是4300亿公斤。这里面有很大成份是前几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我没有什么分析了。
今年有一些调整粮食价格的上升5%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过去两年间，主要是农产品价格提高带来的，这意味着这些年收入增长人口向农民输送的利益，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粮食的收购一方，比如说竞争不是国家的垄断。这个抬高使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提高，所以今年的粮食产量达到9100亿斤，基本上满足我们的需要。
未来基本上，甚至不需要大量的进口，考虑到2020年中国在增长一亿人口，假设我们的粮食产量在现在的水平，那么一亿人口，700亿斤相当于350万吨。这个数量并不是很大，这仅仅比当年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承诺的低关税的2000万多再多1000多万吨。这个占世界谷物的贸易量不大。不会对世界的谷物价格产生影响。所以粮食价格的挑战并不是很多人感觉的那么严重。
更严重的挑战可能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对能源交通这些基础设施的挑战，因为快速城市化的时期，房地产的大量的建设是需要大量的投资，这些投资所消耗的是投资品，就是建设材料钢铁，有色金属等等都是重工业的产品。并且这个时期正好发生在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上。在这个水平上，个人家庭的财富也在快速的积累增加，所以未来是中国的公共的、企业的、家庭的、财富在快速积累的时期，这些积累的财富大部分是来自重工业的产品。而这些工业是消耗能源很高的，他对中国未来的能源供应产生巨大的压力，这的压力是长期的，至少是十多年。
并且由于重工业的比重相当大，而这个产品对运输的要求比轻工业大的多。因此对交通系统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二个挑战，这是一个非常严峻而且不是很好应付的挑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应该尽可能加快能源的建设，交通体系的建设。问题是加强能源建设的时间对环境对生态带来的压力就派生出来了。因为能源无外乎就是水，天然气什么的，像风、太阳能什么的这些不解决大问题。
我们不要算别的，仅仅算未来20年的发电，我们按照保守的预测，到2020中国发电的能力在10亿千瓦以上，去年政府部门的预测比我们低，但是今年都比我们高了，我还是坚持10亿到11亿千瓦考虑，因为未来我们必须要走节能的路。即使这样所有的水源利用也不过是3亿多千瓦，那么剩下的7亿靠什么呢？主要靠燃煤。因为石油核能也只能解决很小的比例，燃煤带来对大气的污染，所以对环境的压力便的相当大，这就是一个挑战。
第四就是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挑战。主要是讲在未来一个时期里面，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的投资率保持相当的高，经济学基本的一些知识之一，就投资对于收入的一个放大的成熟的效益，所以如果投资的增长产生波动，它带来的经济的波动也会放大。而在一个投资率低的时候，投资的波动相对小一些，并且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小一些。如果宏观经济平衡投资率等于储蓄率，投资的乘数应该是储蓄率的倒数，当储蓄率高的时候，这个影响是大的。
实际上我们过去也是在属于非常高储蓄率的国家。面对这种波动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怎么办，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争论肯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造成经济政策失误的可能性会很大，而经济政策失误带来对增长的影响，以及带来对国民福利的损失应该是很大的。
尽管我们那么多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都是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这些理论对我们做了很多指导，但实际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半是理论，一半是艺术。比如很多理论其实没有说清楚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当前是不是用市场手段来解决问题，市场手段理解成利率手段。其实就是美联储，他94年才把利率作为主要的工具的。也并不是市场化的手段只有利率一条，只有价格一条，那么如果知道当年他们变化是怎么变化，根据是什么，就是93年的时候，在美国听政的时候，他讲的理由，理由就是由于共同基金，这些在金融市场发展，使得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活动的联系不清了，所以要实现宏观控制目标必须寻找其他的手段。他认为实质利率是有作用的，但是又很难计算。94年调整是这么做的，01年以后几次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在我们国家到底用什么手段，也要看当时那个手段和经济活动联系紧密。
比如说利率，我们的利率没有完全放开的时候，是政府直接管理直接变动的，如果说他也可以成为政策工具，我们从1985年以来已经使用了19年了，所以对宏观政策的如何把握，是一个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理论的知识，更需要大量的对国内外在同等情形下，政策操作成功失败的经验，还需要我们自己对过去20年经验的知识。我们过去20年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在所有的过去15年间进行的经济转轨的国家里，只有我们通货膨胀率高的时候24%，我们是成功的。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经验，也有总结出来，把这些都掌握才能够驾驭这门艺术。
所以今后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经济学界来说，对我们的政府部门来说，可能如何在未来一个经常波动的情形的经济下，很好的驾驭宏观的经济政策，来很好的熨平经济的周期。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第五个挑战是对金融系统的挑战，因为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股权融资的比例比较小，债务融资比率大。而当经济发展到不论是政府的公共的还是民间的，或者是家庭产生的投资，需求旺盛这么一个时期借贷需求大，而这个需求主要靠银行体系满足，导致银行体系长期贷款的比例越来越大，它的资产和负债的期限的平衡越来越严重。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大的挑战的问题。
第六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在90年代以前，在没有改革以前，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保障只存在于城市，只存在于城市按照50年代建立的所有制的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是由企业付钱，但是讲的都是国家支付的，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体系。这个体系这几年进行了改革，改成了由雇员雇主联合出资，国家在中间支持，社会化的这么一种支付体系。形成了社会保障，但是他在覆盖的人群范围上，没有摆脱原来的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子，仍然在城市的原有的那些体制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使用，农村的居民是没有的，从来没有享受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今天也没有，大量从农村进城的打工的农民也没有享受。未来他们会变成城市新的移民，他仍然没有加入到这个体系里来。这样我们面对双重的困境，一个是未来到2020年的时候将有4亿多新的移民，是没有加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就是近一半的城市居民没有城市保障，那么这个城市的安宁受到非常大的威胁。因为所有在过去200年间，在当时的发展国家，包括欧洲国家都曾经有过内战矛盾什么的。
所以如果不怕社会保障体系向新移民扩展，我们应该看到未来这样一个巨大的威胁。另外一方面原有的社保体系也有威胁，因为80年代以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的城市人口很快的进入老龄化，这些人在当年工作的时候，没有储蓄资金，政府也没有给他储蓄资金，现在要靠年轻就业的人交付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支付退休们的需要，实行的叫现收现付制。这个制度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将会导致社会保障资金的入不敷出，使这个系统难以运转，那么解决困境的办法是把新移民吸引进来。他们交他们的储蓄为他们的未来，但是可以把眼前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进行下去。
这样才能实现克服危机的转移，所以这也是我们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第七是对国家的财政法制，财政安全的挑战，因为城市化大量公共的设施是由一个政府出面建设的，所以我们现在公司合营的体系，是争取更多的私营企业加入到城市的建设体系中，但是大头还是政府的操持的。政府在做这个的时候需要负债。中国的担保法不允许财政给他借债的贷款个人做担保，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合法是无法借贷，现在大量的向银行借贷，这就不合法了，所以现在合理的对地方的要求，由于这种限制是合理的要求，所以这种合理的要求最后带着不合理的需求，一起冲破了法律的限制。
现在中国的财政法，面对这么一个两难困境很尴尬的局面。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管理，但是行政手段又遇到了巨大的中央和地方理解上的问题。矛盾和冲突，要么重新更改法制，规范起来，对借贷有透明的规范的要求。这是面临巨大的挑战，最后一个就是快速的城市化，快速的城市建设，在城市规划不足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在我们城市地方政府，对现代大中城市管理缺乏经验的背景下开始的，所以现在走遍全国要么就是没有项目规划的，就在建设，要么就是有规定的但是没有前瞻性的符合本地情况的修订，或者是专业化的认证，所以在快速的城市化建设中间，留下了大量的规划的缺陷，而这个以后是很难更改的，局部建设是蒙受一些损失。但是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因为规划的不合理导致的建设的不合理，今后就很难再改了。所以现在这方面的挑战非常大，而在规划建设中间、管理中间思想观念的陈旧，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管理上的问题是很多的。
今年夏天接连几个大城市被一场雨淹掉了，城市应急的手段非常不足，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大量的例子，去年的非典都体现了城市管理方面很多的缺陷，我们是在管理不足缺陷还存在的时候，已经开始城市的扩张了，所以必须面对这个挑战，尽快的把城市搞好，我只是看到了问题，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案，可能这个方案需要我们许多这样的讨论，我的发言时间到了，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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