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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墨 谢宝康 杨婷
今天，你创新了没有？
无论这句话会不会成为中国企业家们见面的问候语，都可以肯定，任何真正关心自己企业的企业家，至少会在心里反复盘算着“创新”这个词。
第三次创新浪潮，会不会是企业一厢情愿
有很多企业已经品尝到了创新的甜果：
方正集团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校办企业，成长为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京东方公司用不到3年时间，从年销售额20亿元窜升到400亿元，主打产品ＴＦＴ（液晶显示器）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ＵＴ斯达康的小灵通从最不起眼的市场角落迅速崛起，直至成为中国通讯市场名副其实的颠覆者；
华晨、奇瑞公司于不可能处屡创奇迹，成为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主流轿车企业；
……
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年会”上，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异口同声地将本企业的业绩归功于“创新”。
看起来像个文字游戏——创新是个筐，成功往里装。但你不能不承认其中的道理，再说，创新的内涵本身也在不断创新。
“企业最可怕的挑战是停滞。很多曾经成功的企业逐渐丧失了领导地位，而一些创新型企业，颠覆了原有的行业霸主，并取而代之。这就是创新的力量，创新能够创造新增长。
“创新有可能犯错误，但不创新可能死亡。”会议当日，与会企业家们共同倡导发出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宣言”中这样说。
业内人士将眼下的企业创新，概括为“开放状态下的自主创新”，以区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封闭状态下自主创新”，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开放状态下全面引进”。
“这是在新形势下，一次悄然开始的浪潮，也是中国第三次创新浪潮。”
新形势是指，中国加入ＷＴＯ，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产业格局正逢重大调整；新浪潮的特点是，优秀的中国企业在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后，获取了对产业发展方向的深刻理解，努力抢占“战略制高点”，充分利用全球开放市场的条件，通过掌握“构架性”软技术整合全球资源，快速进入产业分工的高附加值环节。
中国不但是全球最大的经济转轨国家，而且拥有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市场。中国企业的成长，在经历了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两个阶段后，一批优秀企业正在进入创新驱动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在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状态下，可以凭借原创性的“产品与服务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为己所用”的技术和资源，形成“自主品牌”并具“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行销和服务于全球市场。
同时，在国家创新体系提供共性技术和产业生态支持下，中国企业通过能力积累最终实现原创性技术创新。
如果这一切最终不会成为企业一厢情愿的事情，就需要社会各有关方面就“第三次创新浪潮”达成共识。
引进缩小差距，创新缔造未来
在“第三次创新浪潮”之前，中国企业有过真正创新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家问道。
这个问题提得不无道理。
在所谓“第一次创新浪潮”中，国家是创新主体。人们能清楚地记得当时集一国之力实现创新的宏大场景：
从组织研发到技术转化，从定点生产到计划供给，均由行政力量主宰操控。企业既是指令性计划的被动接受者，也是技术创新成果的无偿享有者。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引进阶段”，国家逐步淡出了创新主体地位，企业确实成了主体，但却使“第二次创新浪潮”成为名副其实的“引进浪潮”。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低增加值环节上，通过全套设备的输入和技术引进等方式获取生产技术，经过装配型劳动密集生产，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和巨大的本土市场，完成原始积累。
科技部秘书长张景安对于“全面引进”政策表达了担忧：“全面依赖引进，中国企业不可能获得高额利润，中国不可能有经济独立，也很难有政治的独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引进缩小差距，创新缔造未来。”张景安说。
业内人士说，事实上，正是由于经过了全面引进阶段的原始积累和能力的提升，中国企业才能站在“第三次创新”的基础高度。
与10多年前相比，在原有的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的基础上，现在中国的一大批企业更加具有国际视野，也拥有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经验和能力，并积累了足够的资金。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张景安说，“我们必须横下一条心，通过全面创新，全力打造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有没有资格成为创新主体
张景安说，纵观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近100年来，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几乎全部出自企业，比如电话、汽车、飞机、个人电脑。“可惜的是，都是外国企业。”
中国有句话叫“事在人为”。教育部科技司司长谢焕忠说，中国不是没有创新人才，而是这些人待错了地方。
科技部科技统计公报显示，2003年，中国全国研发人员大概是103．5万，其中大中型企业里的有42．4万。
谢焕忠说，仅从这一点看，企业还远远做不了创新主体。因为创新的关键正是人才。
如何推动人才向企业流动和集中，是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
张景安则将知识产权制度看成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保证：“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而言，最有价值的不再是厂房、设备、流水线，而是知识产权。有效的知识产权激励和保护制度，是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当然，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同样意味着尊重人才。
产学研结合是解决创新瓶颈的关键
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发表演讲说，1995年，在硅谷高科技产业所创造的850亿美元的收入中，62％都或多或少地以某种方式，与斯坦福大学或者与斯坦福大学相关的人联系在一起。
2003年9月15日，格林斯潘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称，美国的高等院校始终是美国社会的脊梁，带领着美国站在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最前沿。如果没有高校，美国永远不会有今天的鼎盛。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说，“联系到上面这两件事，我想提醒中国企业，当你们在规划企业创新的宏图大业时，一定不要忘了大学！”
“世界一流企业，无不是跟一流大学建立了密切联系的。”张景安说。
张景安表示，至今中国还没有找到校企合作合适的体制，或者说规模还不够。但大家“认识是一致的，趋势是明显的”。
谢焕忠本人曾致力于产学研结合工作，但他表示：“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效果却不很显著。我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制度，将产学研的合作形式固定下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学位制度，国外的学位制度实际上是把产学研三方紧紧地捆在一起，而中国却不行。”
政府部门能做的事情还很多
“今后，政府在使用正版软件时，要积极地采用国产软件，以支持民族软件的发展。”不知道北京市副市长范伯元的这番话，与眼下的“京津软件政府采购事件”有无关联。
但作为政府支持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举措，范伯元的表态自然会受到国内企业的欢迎。
范伯元说，北京市政府做的远不止这么多：为了鼓励企业创新，在最近几年，北京市政府从法制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以及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透明度和公正性的角度，做了大量工作。
而令范伯元头疼的问题是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我想讨教的是，如何将对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对民族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调起来，使二者冲突降到最低点。”
毕竟，张景安的身份与范伯元不同，因此，谈到支持国内企业创新时，他没有范伯元式的疑问。“我们已经修改了国家科研计划，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全面支持中国企业创新。”
谢焕忠强调的是钱：“国家的科技计划中对研发的投入，要特别注重对企业的支持。”
据2003年科技统计公报显示，2002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61．2％。
谢焕忠说，“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能做的事情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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