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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君讲话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30日 17:49 新浪财经

  复旦大学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君

  题目:中国经济增长与科技起飞

  张君:

  非常高兴今天上午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上海金融发展的看法。我想前面听了两位的发言,厉教授给大家一个比较简捷的介绍,就是取得的一些成功,还有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想建立一个金融中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事情,对政府来讲我们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如果从历史上来看,金融中心的形成其实是一个经济演化的结果,我们看到早期的金融中心,他们的形成实际上离不开他们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实力的增强。在很多方面是因为他具备了很多制度方面的基础,我把他叫做制度的基础设施,所以他就变成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集散地。对于我们正在发展中的经济来讲,要打造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金融中心地位,我想尽管我们可以缩短制度学习的时间,因为我们不需要创造很多制度,但是制度的引进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我觉得很多方面政策是没有办法取代制度的基础设施,我想在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的方面,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之所以今天大家讨论金融中心,谈论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我觉得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以及上海经济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我们在20年以前没有办法讨论中国国际地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

  刚刚我们也谈到中国应该在未来还会也比较好的发展,我想这个方面在国际上还是有共识的。2023年是一个转折点,无论从人口的结果,劳动力的增长,还有我们很多经济发展的基础情况来看,尤其是我们在经济增长以及人均GDP水平的方面,通常我们有一个国际的经验,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人均GDP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OECD国家平均的40%的话,通常这个高速的增长是比较容易的,那么达到40%以上的增长会便的月来也困难,这个问题会不会提前到来,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我觉得这个是并不遥远的一个话题,尽管我们还有20到30年增长的时间,按照目前增长的方式, 我们还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人均GDP达到40%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转折点,比如说储蓄率的降低,劳动力增长的放缓,社会负担的加重,这些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对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20到30年,大家还是充满信心的,这是唯一一个我们在谈论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唯一一个有把握的,可以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二个条件,离不开整个金融系统的建设。中国的金融发展不过20年,我们从早期没有银行,或者说银行是财政的一个部门,变到今天我们有一百多家商业银行的现状,我们发展是比较快的。一个银行部门的发展,通常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关的。因为当经济学习高速发展的时候,通常我们没有办法比较快的发展资本市场,这是国际的经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资本市场的发展,他是作为市场制度的一部分,他是个演进的过程,他不以来于我们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中国经济还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时候,我想我们在金融制度方面,尤其在银行的方面,就很难容忍我们的银行真正意义上成为独立自主,以盈利为目标标准商业银行模式,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国家对银行指导式的信贷政策,还需要对利率进行干预,还需要资本市场进行一些政府的管制政策。东亚经济也是如此,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他金融也是问题很多,都是潜在的。尽管经济很繁荣,但是很脆弱。这些问题只有经济发展到新对比较高的阶段之后,你才有实力、时间和耐心反过来去处理,高速经济发展时期,造就的金融系统这样的风险。今天中国还是处于一千美元人均GDP的水平,要达到八千到一万美元人均GDP水平的话,我信我们还需要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率,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所谓健康的金融系统,我认为在20年里面,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因为我们在发展的目标和这个是有冲突的。

  第三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融合程度和速度。过去的十年中国经济以非常快的速度在融入世界经济,这是我们经济发展20年来,应该是最重要的十年,这十年是中国经济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我觉得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问题,就是说融入世界经济会对中国经济提供更多的机会,我去印度以及印度的经济学家来中国访问,他们有一个困惑,他说在印度加入WTO,印度人都是看作是一个危险,中国人时钟看成是一个好事情,机会大于危险。但是他们把他看成危险,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他说这是印度和中国很大的差别,我们差不多都是90年代进行经济改革,他说中国经济改革是90年代是真正意义上在发展。我们是比较主张要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但是融入世界经济,比如说现在的贸易发展很快,资本的流动也比较多,招商引资对地方发展都有拉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现行要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目前的一些政策跟机构安排,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率。比如说我们可能比较快的比东亚和日本面临汇率的市场问题,我们可能会比东亚和日本面对更早金融上很多的制度挑战,这些挑战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因为最终中国经济的发展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以后,我想金融中心自然会转移到中国来。但是问题是,现在要迅速提高这个国家人均GDP水平,有一种策略是和尽快融入世界经济,和金融系统这样做法是有问题的。我们要不要加快汇率的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控制的撤出,国际收支的平衡。我想对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也需要这样做。但是对中国经济要实现更高的增长目标,要在20年里面往上发达OECD经济人均收入的一半水平的话,这些问题是不是来的太早了,是不是要尽快实行利率市场化,要尽快保证品横的国际收支还有资本的完全自由化。我觉得这对于我们高速发展,这也是印度人所说的是一个危险。

  第四个方面,王军先生讲我们不可能做金融中心,还是要有一个实业的基础。这个基础在中国这20年确实把我们实业发展很快,但是我们确实值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科技的起飞。其实我要演讲是这样的题目,然后我被放到这样的话题里面,大家都在谈论金融中心,我就把话题做了修改。

  金融实业部门里面,我们现在目前最令人们关注就是科技的问题。最近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今年7到8月美国的外交杂志,那里有一篇文章是讲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这个文章讨论为什么中国到今天还不能够实现科技的起飞,宋朝以来中国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宋朝我们很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但是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现在中国制造业很发达,但是中国国际的研发以及开发的能力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你要有灵感,现在这个大家不是很乐观。

  第二个事情,现在有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联名写的报告,来炮轰中国的科技部,在网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三位是中国的科学家,他们在美国工作。美国有一个中国的专刊,讨论中国科技的各个方面,有这样一个报告,大家认为科技搞不上去,跟科技部的存在很有关系,因为是他们调配中国的科技资源,这些话可以对教育部说,教育部控制研究的部门,尤其是大学,这些资金是纵向的分配,考核是纵向考核,这十年大学拿到的钱很多,这些钱干什么了,就是搞基本建设了。中国是80%用到购买设计和基础设施,就是变成固定资产这样的,各个学校大家都拿到了钱,但是我们要问一下中国科技的能力有没有提高,什么原因呢,要打破这样一种由政府部门控制垄断资源的投入,以及考核的制度,就是科技整个研究发展在中国还没有变成市场化的商业模式,完全是一个官僚体制运行。这三位科学家就来对科技部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我想我们同音的事情可以对教育部说。中国打造一流的大学,最主要是要撤销教育部。我们科技起飞变成大家很关注的话题,为什么重要经济高速增长这么快,我们的研发,我们基础的开发能力,我们看东亚经济,日本和韩国都不是这样的事情,投入是主要的,后面没有灵感,这个汗水会干掉的。贸易如果受到摩擦,中国经济也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科技起飞的事情就变成必须了,对外来高速成长预期里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贸易,打造金融中心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因为你缺少一个基础,缺少一个部门,这块印度走在我们的前面。

  最后一点,就是打造金融中心要和法律连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大多数金融中心为什么是演化的结果,不是打造的结果。这里有很多的研究,哈佛大学有一批年轻轻的经济学家,最近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法与金融,这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这个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从经验上来看,金融发展的程度和普通法的经验是相关的,换句话说,我们先作讨论金融中心的建设,我们要充分的理解有些东西是一个演化的结果,他需要时间,这是基本制度的基础设施。在中国目前经济需要高速发展的时候,首先它不可能让它的制度标准化,因为这个制度的标准化,会减少我们发展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法律的问题,立法的问题,不光是造法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法律对合同的尊重,合同的执行,整个法律的价值观,这些东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吸收很多,我想我们会走比那个欧美来得快的时间来进入到这样国际金融中心的时期,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充分的估计,这个时间不是很短。中国变成金融很发达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经济体,国际中心的地位自然会到中国来,我相信上海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角色。但是到那天的时候,我想我们中国市场经济就是比较发达的经济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就是法律,这个法律我想对今天来讲是很严峻的挑战,日本在谈论,大陆法向普通法的转型,韩国也在谈论向普通法的转型,普通法的转型对亚洲是一个挑战,印度是例外,因为印度是施行普通法的国家,因为他是一百多年英国的传统,对东亚很多经济来讲,法律的转型将来是我们市场经济建设里面,最重要的,其他的东西都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但是法律的转型因为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到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只有走过了法律的转型的时期,我相信所谓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的体制,才能在亚洲和中国建立起来,那时金融中心的问题,是一个你不请就会来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维持中国经济庞大的实力,制度的标准化才会提到日程上来,今天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打造金融中心某些市场和产品,但是整体我认为,金融中心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长期的话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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