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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困境
50岁的汉子郭清民几乎是见人就哭。方方的大脸上，原本就细眯的眼睛现在终日红肿。
“咋个回事儿嘛，欠俺几十万，几年都不给……家里东西被抬走，老爹躺在病床上，
……他乡里有钱盖楼，有钱买小汽车，就是不还俺钱！……”初冬的寒风刮过豫东平原，也把郭清民的哭诉吹得断断续续。
记者是在河南省开封市下辖的通许县历庄乡政府院内见到郭清民和他的伙伴的，旁边立着一栋三层楼房。正是这栋2000年建成的历庄乡政府办公楼，把郭清民推上了讨债之路。
此楼为五层，在乡村算是高大的了。楼里没几个人，多数门都锁着。值班人员把我们让进二楼办公室。由于没啥家具，屋子显得很大。屋子很冷，没安暖气，也没设炉子。黑色人造革沙发上没垫子，桌子上除几份文件也没什么办公用具。用县城建局长张桂忠的话说：“这个乡以前办公条件很差，都是农村的院，其他乡办公条件都改善了，就他们还没住上楼，出于需要吧，就盖了这个楼。这个楼在通许还数不上中等水平，楼很窄，面积很小，不是什么形象工程。”
此楼1997年征地，1999年开建，2000年建成使用。开建时预算100万多一点，后几经变更，最后决算150万。楼盖成了，钱可一直给不了。承包工程的郭清民开始为讨债闹心。讨一点，给一点。讨得乡领导不耐烦了，跟他签了一个2004年8月31日前结清账款的协议。可是，班子要换届，郭清民真着急了，他担心新领导不认旧账，那几十万工程款的结清可就真遥遥无期了。他讨得更勤、更执着，因为他后边的乡亲们早已忍受不了，从催讨、埋怨他这个包工头，进而发展至开口骂、动手打，并“自行兑现欠款”——搬走郭和合伙人的家什。
一说起这，郭清民就泪水涟涟：“去年春节，我家三个病号住院，连住院费都交不起。我白天不敢回家，逢年过节更不敢回家，半夜才敢回家。我现在身体也不行了，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往乡里）去几回一个人也见不到，不搭理我，把我逼到这个地步，我有啥法？”
农民们的愤怒不仅是因为乡政府欠钱不还，而且由于认定乡里挪用工程款买小轿车、吃喝甚至挪用不知去向而更增加了几分正义的色彩。记者采访郭清民和他的伙伴们时，他们众口一辞，说不仅是盖政府办公楼的钱没还，几年前修农业综合开发工程的款子也只给了一部分：“那是国家直拨款，80万！花了多少？撑死40万！钱哪儿去了？买了红旗车了！”“卖的街面房呢？那两年卖了好几处街面房，钱都用哪去了？”郭清民也擦干眼泪参加进来：“那个红旗车，又换了个开封牌照，用的是私人的名字，是谁我记不清了，就是他们捣鼓的，捣鼓来捣鼓去，现在这个车乡党委书记还坐着，这两天他不敢坐，就是用国家拨的水利专款买的！”一个乡的困境
清理工程拖欠款，特别是拖欠农民工的工程款、工资款，自身为总理的温家宝亲自为农民讨薪开始，便成为各级政府、各级领导的工作重点之一。因为，在农民收入连续几年增长缓慢的大背景下，拖欠，正同征地一起，成为农村矛盾的最大爆发点。于是，各级政府成立了清欠办公室，排出时间表，不遗余力地为农民讨薪。
拖欠郭清民工程款案，很快被报到“上头”。近日河南省清欠办公室公布了首批16个拖欠典型，历庄乡政府拖欠郭清民60万工程款案赫然名列其中。《河南日报》在公布16个典型的同时，还报道了副省长要加大清欠力度的批示和省里规定的政府拖欠工程款清欠时间表：今年兑现50%，明年内全部还清。
但这份时间表在郭清民这里是很难兑现了。因为历庄乡自己就深陷在债务泥潭里难以自拔——一个小小的历庄乡竟然欠了2800万债款！郭清民的59.8万债权这个小石头在2800万负债这个大山面前显得是那样无足轻重。
在县里就听说历庄乡是全县12个乡镇中最穷的一个乡，不过直到乡党委书记、乡长、主管财务副乡长分别给记者细细算过账，基层乡镇触目惊心的财务困境才真实地袒露在记者面前。今年4月才从乡长位置上提拔起来的乡党委书记侯培生说得非常干脆：
“今天当着记者面，我有一说一。我就希望记者同志能把基层乡镇真实的情况报道出去，让上头知道，让中央知道，让大家都知道，一起想法来解决问题。”
这2800万欠款是怎么来的？简单说，一是来源于政府办项目，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如上世纪90年代利用农民集资办乡镇企业，拉下一屁股饥荒。二是办义务教育事权下放乡镇，乡镇政府力所不及，只有欠债。十几、二十几年下来，债山便越垒越高。2800万债款中，有700多万是应偿付的农民基金会集资款，900万欠教师款，还有工程欠款280多万（郭清民工程款即在其中），干部工资欠款200多万……，从商店赊的办公用品、小饭店欠的招待费也有几十万。
值得提出的是农民基金会欠款。上世纪90年代办起来的农民基金会，出发点是从农民中集资再贷款给农民办企业、上项目。实际运行的结果是产生了与贷款一样多的坏账，而且基金会还成了某些乡领导的提款机。侯培生就透露，基金会存在时乡干部工资从来不欠发，没有就从基金会借。到1999年停办时欠农民款项达1500多万元。“这是我心头最大的石头，那是真正的农民血汗钱，不少是农民投亲靠友借来的。每年第一件事就是想法兑付一点，幸亏1999年基金会停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债如山积！那么乡财政来源怎么样呢？
历庄乡地处豫东平原，有23个自然村，3万人口，4万亩土地，距通许县城仅1.5公里。这1.5公里的近距离给了乡里农民打工、做生意的机会，却没给历庄乡带来工商业的发展。侯培生说：
“历庄乡经济收入的现状是，2004年工商税收为0，上报的工商税收数字全是‘空转’。历庄乡没有任何乡镇企业，小商店、小饭店营业额不够起征点，财政收入完全靠农业税。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前，乡里人均提留120元，全乡农业税收380万。现在按中央部署，农业税要逐步免除。农业税总共7个百分点，河南今年统一降3个点。这一块今年就少了不少。2004年农业税包括农业税附加是90万，这其中20万农业税附加要返还村里，乡政府真正可支配财力只有70万。这70万中45万用于兑付农民合作基金会欠款，20.38万交县里发教师工资。剩下的首先要保老干部、老复员军人，政府在职干部的工资可以说都是靠我跟乡长借的。”
说起工资，他和乡长都流露出了极大委屈：
“就是在职干部的工资也是按1997年的工资标准发的，就是这，今年也只发了两个月的。一次是收麦的时候，咱这里大部分干部是“一头沉”（指夫妻仅一方为城镇户口），要带钱回家割麦子、买化肥。一次是过八月十五，怎么也得让大家带钱回家团圆吧？一些站、所三年都没发过一次工资。我当书记7个月，为了给老干部、老复员军人、在职干部职工发工资，以及还那些要账比较紧的，我把自己家里的钱全拿出来了，还借亲戚9800多块钱。”
减了农业税，不是还有财政转移支付吗？
侯培生解释，农业税未减时，和现在财政转移支付，最大一头都是确保教师工资。这部分财政的收、支权完全由县里统一支配。所以教师工资已做到按时足月发放，而乡里的财权大大缩小。
机构精简、减少吃财政饭人数怎么样？
“说说容易，却没法做。我们乡按编制有72人，现有110多人。你往下减，就要先把欠的几十个月工资发给人家。当初有些人进来工作还先交了安置费，让人走你就都得还给人家。钱从哪来？”
对于农民们有钱不还、挪用工程款买红旗车的指控，侯培生回答得十分爽快：红旗车是前任书记找战友借的，书记走了，车也还了。现在乡里拥有的惟一交通工具是一抵债拿回来的旧桑塔纳，通讯工具是三部电话：“一部在我办公室，一部在乡长办公室，一部在政府办公室，政府办公室的只能接不能打，乡长和我的是只能打本地不能打长途，一个月总共是100多电话费。”
至于挪用农田建设费，“那是上届政府的事情，许多情况我不了解，钱花到哪了我也不知道，按说专款不应该挪用，但是老干部、老复员军人的工资要支付，别说是专款，就是油锅里的钱，他也敢抓。”难解的结
2800万的负债，对应的是每年40万的可支配财力！由此可知郭清民区区60万的债务为何难追讨了。
但解决政府拖欠工程款是涉及维护农村稳定的大问题，侯培生不是没有他的政治觉悟：
“我4月14号当书记，上任第一天就开会研究这个事。我主动打电话找郭清民，我说我先处理你这个问题，咱们列还款计划，今年，我再急，哪怕我卖血，也给你还50%，明年还80%，2006年全部还清！我们就开始商量协议，让工作人员列出还款计划，我跟乡长、副乡长还有财政所长都签了字，让郭清民签字的时候，他说他不识字，要找个人看看，就这个时候，他接了电话，说是他父亲病了，让他回去，就这样，他以他父亲有病为由，没签字就走了。从此以后还款计划就搁浅了。”
实际上，郭的欠债只是他每天要应付的众多讨债者之一，尽管这是让他治下的历庄乡成全省“典型”的首要债主。
“每天我的手机只要一开机，从早上接的第一个电话到晚上接的最后一个电话，都是要钱的。现在乡政府欠外债2800多万，其中工程款有240多万，老郭的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也不是我造成的，这是历届政府几十年的问题积累到现在的。我收拾的是个烂摊子，我戴了书记这个帽，就一定要把欠的账还给你，可你得给我时间让我慢慢还。我们可以给他制定还款计划，但是老郭不信任政府了，说政府的信誉不好，签的是空头支票。今年4月份我准备了钱，他也没签，我就把钱用于农民基金会的兑付上去了，现在再让我拿50%也好，60%也好，这都是说大话的，我借都借不来。我们态度是诚恳的，积极的，我现在是变卖我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老政府院，尽力还钱。乡里面再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了，有人要乡政府的楼我也可以卖给他。如果说明年农业税不降，我就从农业税里给他挤出10万。经济再紧张，今年年底我给他总欠款的10%，2006年全部还清。”
可郭清民敢签这个新的三年还款计划吗？问到郭清民，他就三个字“不信任”。
“至于四月份我为啥没签，我给你说说原因。我说，侯书记，根据上任书记签的协议，今年8月31号之前就应该还清，现在你说这个协议不算数了，那咱这个协议算不算数？侯书记说，那我也说不准。我就说，如果是这样，我就不签了。好，再退一步，就算你侯书记说话算数，你再调走，我这协议谁来认账？”
原来年内要还50%，郭都不答应，现在乡里砸锅卖铁年内也只能还10%，郭会怎么想？眼看年关一天天逼近，统管开封市清欠工作的开封市建委副主任朱继明坐不住了：
“我都没想到，乡财政会这么困难，我没有乡里工作的经验，也没到乡里去过。让乡财政去还这60万元，明摆着的，不可能。但是乡财政还不了，你县财政要给予一定的支持。乡里不也表示，要变卖家产把欠款还清吗？这批典型拖欠案，李成玉省长都批示了，所以我们要全力监督，直到彻底解决，我们才罢手。”
他提出，要市县乡三级一起出面，担保、见证、监督，今年内无论如何要先还20万，让郭有个希望。
就郭的艰难讨债来说，这个尾巴只能算是一个“半光明”的尾巴。而对某些乡村财政已完全破产的现状来说，眼前还没有什么“隧道尽头的亮光”。
乡级政权在高负债下还在继续运转。就在记者为2800万债款唏嘘感叹的同时，乡长张海英又欠下了五六万树苗款，因为上级要搞农田林网化“道路沟渠要栽树，农田300亩要建林网”。农民不习惯秋末种树，乡里只好供树苗催农民种上。对这种“负债前行”状况，真不知是该欣慰还是该心酸。
作者：王旭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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