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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权力营造的利益共同体
肖雪慧
近十来年校方权力急剧膨胀，在校内处于不受制约地位，尤其摆脱了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的制约，单向聘任制的实施更使这情况恶性发展。四年一轮的考核实际上是教
师对校方进行正式评议的唯一机会，但本文叙述的这种在我国大学颇有代表性的可参与其事的范围划定，使教师成为点缀，他们有名无实的“参与”，不过掩饰学术共同体被置换成利益共同体的事实罢了。
大学实行聘任制后，教师由学校一年一聘，但校级官员仍由政府任命产生，每届任期四年。以校级官员任命制为前提的校内聘任制决定性地扩展了校方权力，强化了教师与校方之间关系的不对等：教师受聘条件由校方决定；聘与不聘，校方握有全权；隔三岔五对教师的考评，名目和标准也由校方制定。而校级官员的考核要四年届满才进行。对他们的考核，照例采取的是与我国对其他所有政府任命的官员一样的模式：由上级考核。有关考核的时间、方式、内容、范围等一干问题，教师是无权过问的，至多在考核的某一步骤被招来充当一个角色，而能不能被招来充当一个角色，倒要由考核对象——校级官员来决定。
最近某大学刚进行了这么一场考核。该校教授、副教授以及副处级以上行政官员得到通知：于Ｘ日Ｘ时Ｘ地参加重要会议，不得携带手机之类可与外界联系的工具。会议事由先不告知，开会时再宣布。与会者到会场才知道，原来是上级要对任期届满的校级官员进行考核，自己被选来“参与”其事了。所谓“参与”，不过是洗耳恭听校级官员轮流在述职报告中表政绩，然后在既不能与校内其他教师、职工联系，又不能会上交谈的情况下代表全校教职员工就每个校级官员是否称职表态。
校级官员的观念、作风和能力事关整个学校，对他们的考核理当在充分民主的气氛下进行，但如此限制“参与”人的范围，而且在极度封闭和充满戒备的状态下进行，这样考核，可信度大可怀疑。但本文无意评说考核方式、考核结果，无意评说这怪异的考核景观映衬出的聘任制下教师的绝对劣势，也无意议论大学校级官员由上级考核所暴露的大学被政府当作分支机构来管理的真相，此处要解析的是隐在校方划定的“参与”考核者范围背后的问题。
参与者选自教学和行政两大系统。如果撇开校方划定范围所暗含的官本位——把教授、副教授这种标志着相应学术教学水平任职资格的职称与正、副处长行政级别相等同，撇开在这种把学术职称朝行政级别越靠越低的过程中对教师的一贬再贬，表面看来，似乎两个系统平等参与了这场考核。然而这是假象。
大学行政机构庞大、重叠，且官多兵少，像一个处七八个科长指挥一两个科员这样的荒唐格局，大学中人不会陌生。不仅如此，行政官员如果当到处级，多半是只上不下的，于是，快速提拔新人的同时，退出实权地位的人当了相应级别的“调研员”。每年都在增加的赋闲“调研员”使大学副处级以上官员队伍蔚为壮观。原本庞大重叠的机构和官多兵少的格局，加之不少“调研”散布各处或更高级别机构在职赋闲，行政系列中副处以上官员比例高，此乃我国大学普遍现象。教学科研系列则不然。除极少特例外，一般情况下，由助教而讲师进而副教授、教授，这是很漫长的过程，再加上有关部门对大学教师中教授、副教授名额的限制，决定了这个系列中教授、副教授的低比例。校方划定的范围，实际上大大倾斜于行政，同时又排斥了作为学校主体的教师中的绝大多数人。此其一。
再则，校方与其行政下属有着复杂的利益联系。一方面，校方权力的扩张和强化使人身依附关系在大学孳生繁衍。由于长官意志、个人好恶对校内行政官员升降去留影响很大，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所以人身依附关系极为突出地表现在行政下属对上级的依附上。反过来，如今大学盛行各种面子活、关系活，诸如为应付检查、评估、验收而大规模造假，为着学校升格、争取硕士博士授予权要下学术之外功夫，等等，校方则要靠行政下属去做。双方事实上结成利益共同体。这不正常关系在部分学校还因其他因素而加强。一是行政人员大量从留校生中产生。二是行政权滥用导致不少以权谋私的土政策出台。其中使不正常利益联系更紧密的是：达到某一级别者，配偶在其他单位的可调入本校；配偶、子女无工作的，可安排校内工作。这一据称照顾人才的规定，教师系列只有教授可以享受，但兑现不多，行政系列倒是充分利用了。他们既参与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又实际操作，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一定官至处级，只要功夫到家，就能安排家人，是学校土政策最大受惠者。
可见，校方划定的“参与”者范围实质上是使与其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行政官员高比例参与，以确保实现对校方最有利的考核结果。无论派来主持考核的人多么认真，在由校方给定“参与”者的情况下，考核只能流于形式。唯一功能是使人们透过校方在考核中弄权，见识校方权力缺乏制约到何等程度。
相比之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首脑多少还受尊重知识的传统影响，而且，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在大学里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即便后来经历多次整肃，也并未完全瓦解，对学校事务还有着相当影响，可以对大学首脑构成约束。这些原因使其用权比较谨慎。近十来年校方权力急剧膨胀，在校内处于不受制约地位，尤其摆脱了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的制约，单向聘任制的实施更使这情况恶性发展。四年一轮的考核实际上是教师对校方进行正式评议的唯一机会，但本文叙述的这种在我国大学颇有代表性的可参与其事的范围划定，使教师成为点缀，他们有名无实的“参与”，不过掩饰学术共同体被置换成利益共同体的事实罢了。
大学中随着行政权的扩张和滥用而伴生的利益共同体，对大学肌体的侵蚀极为严重。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以人身依附和相互利用为实质的关系中包含着家族化危险。家族化倾向在我国部分大学其实是个老问题。它起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某些性质较特殊的院校享有的政策性照顾，特殊的政策照顾使不少家庭两人以上同在一校共事。出现这种局面，当初有可以理解的缘由。但无论如何，它不可避免导致私人性的家族关系对学校事务的渗透。
社会发展到今天，情况已经不同于当年，完全有条件克服这一存在于部分院校的问题。然而在“照顾人才”的冠冕堂皇借口下进行的调动和安插使早该克服的家族化变本加厉：夫妻店、父子兵、几代同堂，甚至几种情况兼具，在部分院校相当常见。最大限度享受这土政策的多为行政官员，所安排的家人又几乎无例外进了行政或后勤部门，尽管这批人大多文化不高，不宜在大学工作，但夫荣妻贵、子承父业进入大学官体系的情况绝非个别。原本便不正当的利益共同体又搀杂进家族关系，使以私利为重心的人事关系网盘根错节，到处渗透。
私利共同体（特别是其中可能包含的家族化危险）具有扭曲一切的力量。它被扩张了的行政权营造出来，在我国大学本来就存在的重重问题中增添了最具现实危害性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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