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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彪
河南省商丘市把2004年的招商任务定在310亿元，这个数字是2003年实际引资额33亿元的近10倍。商丘市市委、市政府每个月都要公布各单位招商进度排名，对后进单位的一把手提出黄牌警告，并提出“今年完不成任务的单位一把手明年自己掂量还能不能接着干？”在巨大的压力下，商丘县实行了所谓“1／2工作制”，规定每个单位要有1／2的人员参与招
商。夏邑县则实行“2／3工作法”：全县及各乡镇2／3的领导抓招商，2／3干部在外招商，2／3的工作时间在招商（11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
作为普通干部与职工，只要完成了本职工作，考核称职，就不用承担除此而外的任务，更不应因此被扣工资或下岗。而作为领导干部，招商也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用招商引资考核他们的政绩并一票否决也是悖离《公务员管理条例》的。另外，许多领导职务由人大选举产生，也有一些职务的任免权在上级行业部门，如果因为未完成招商任务而被撤职，那就还构成对人大权威及垂直部门权力的侵犯。因而，这样一种招商“大跃进”不但有失科学，涉嫌违法，且是对广大干部职工权益的侵犯，既荒诞不经又赤裸裸侵权。
在政府内部，领导作出的决定需要得到贯彻，这是政府能够有效运转的前提。但领导决定并不是全部都必须畅通无阻，因为它也应在干部职工的合法权益前止步。不合法合理的决定应能为干部职工的权益所修正。也就是说，在领导干部的权力与干部职工的权利间必须维持某种平衡，否则就容易出现权力侵入权利领域的现象。招商“大跃进”正是领导权力与干部职工权益平衡被打破的产物，表明在推行这一政策的地方，领导的决定已然具有超越干部职工法定权益之上的权威，这样一来广大干部职工的权益乃至法律规定只能匍匐在领导的绝对权威下呻吟。
权利受到侵犯者固然拥有投诉乃至起诉的救济渠道，但对救济渠道的启动却还可能使他们受到更大伤害。因为投诉与起诉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心血，而且当事人还可能因此受到打击报复。这是因为，寻求救济的过程不如权力的运作来得短促而及时，这样就足可以将权益受侵者投诉与起诉的念头给消弥掉。这也就是权力敢于肆无忌惮将触角伸进权利范畴的命门所在。具体到招商“大跃进”，广大干部职工在超过心理承受力及能力的引资高压面前，在自身权益受到蔑视与侵犯时，只能选择拼命招商或沉默以对。
其实，无论是在政府部门内部还是就政府权力的对外行使而言，都只有在权利的力量胜过权力，权力受到权利的有效制约时，才可能会有真正的权利可言。因而对于人的实现权利而言，民主与法治无论如何都是必不可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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