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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
尽管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四年前牛群仍然顺利当选为蒙城副县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牛运动”；四年后，尽管已有北京棋院院长的资历和国际棋界的影响力，谢军却因为笔试成绩未进前五名，未获面试资格，无缘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的职位。（《新京报》2004年11月24日、11月25日）
牛、谢二人同为明星，牛群当年顺利任职，谢军本次无奈落选，却绝非仅仅是牛群的幸运抑或是谢军的不幸，这种变化背后折射出的是我们在体制外选拔官员的方式正走出盲从、走出朦胧，逐步走上了正轨。
程序上的公正、公开应当是体制外选拔官员、引进人才的底线。牛群当年顺利通过蒙城人大表决，当选为副县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和“引荐”，以“扩大知名度和引进外部资金”为理由促成了牛群的当选。未经常规的提名、考评、征求意见，这种“空降式”的任职程序当年备受置疑，但是却无奈地让位于当地政府的“宏观考虑、大局为重”。而纵观谢军的“备考”之路，却需要经过自愿报名、资格审查、笔试、网站公布笔试成绩及名次、公布面试人员名单、面试、组织考察这一系列看似“繁琐”的步骤，尽管最后没有进入面试，但是老百姓开得见、易知晓的选拔程序从根本上保障了本次体制外选拔官员的公正与公开。正是“程序上的公开与公正”，排除了选拔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把“名人效应”降低到最低点，以实践经验和任职能力作为考察的主要标准，这也是为什么牛群能凭借名气当选，而谢军却没能从名气上沾光的重要原因。
理性看待“名人效应”是体制外选拔官员、引进人才的应有之义。体制外选拔官员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干部结构，加强执政能力，提升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绝非“选明星”、“选学位”。牛群的先例和谢军的尝试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来，“明星从政”、“博士做官”一度蔚然成风，经过实践的经验，既有成功的做法，也有失败的先例。作为地方政府活跃地方经济，大力引进人才的一种实践，“明星从政”、“博士做官”确实改变了长久以来单一的官员选拔标准和来源，一定程度上还改变了官场的风气，给人们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明星的“名气”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吸引外部投资；博士的“学识”可以提升政府管理的水平和层次，提高行政效率；但是，不可否认，“名气”不是长盛不衰的，更不能等同于“信誉”和“才能”；“博士学位”是学术水平的重要表征，但是却不能替代政府官员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实践经验”和“应变能力”。
体制外选拔官员必须更加注重民众的选择和诉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依法行政，把政府定位于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因此，作为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官员”的首要职责应当是“服务”而绝非“作秀”。无论是体制内选拔官员，还是体制外引进人才，如果忽视了“服务”对政府的重要性，而把“名气”与单纯的“学位”等非理性因素纳入选拔的标准，无疑在选拔的初衷上就走偏了道。“官员”的报酬来源于民众缴纳的税金，选拔的费用也是由民众“买单”，因此，选了什么样的官、选的官干了些什么，民众都有最起码的知情权，而评价官员最基本的标准将是公共管理的水平和社会服务的质量。民众的诉求从根本上就要求在选拔程序上做到公开，在选拔标准上更趋理性。
牛群在蒙城当副县长扩大了蒙城的知名度，也造就了“五子牛”这样一个品牌，但是任内政企不分所引发的项目亏损、债务纠纷，应当由谁买单？作为“引进人才”，当然不会久留，牛群可以一走了之，可是参与了投资与建设的民众的损失由谁来补偿？卸任之后一言不发，一味回避可能并非负责任官员的做法。这些问题可能是当初请“明星从政”者所未考虑的，但是寻根溯源，缘由正是体制外选拔官员程序的虚置、标准的非理性化和目标的错位。
对“明星从政”、“博士做官”我们并不能一棒子打死，完全否定，只要符合程序公开公正并排除了非理性的选拔标准，当选者如果是明星或者博士，可能更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更能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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