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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乙
曾经有一个美国的期市成功者，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真的开办了一所学校，想把自己的“能力”用方法传授给许多踌躇满志的学生。不幸的是，这些学生们包括这位老师自己，最后都在期市中一个个壮烈牺牲了。
经济学家对此当然很高兴，因为这个特例更加“证明”了投资大师只是“3∑”事件，只是一些“掷币高手”而已。
投资大师完成不了经济学家交给他们的“教学任务”，经济学家就越发相信自己的正确性。经济学家与投资大师这两类杰出人物的精彩对立把我们带到了人类理解能力的巅峰，使我们可以俯瞰与赞叹股市的迷人和无奈。
也许，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有一门对人类的解释现象进行解释的学说即“解释学”时，我们才可以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才可以对经济学家与投资大师的不同解释进行解释。
解释学的经典之作是《真理与方法》，在导言中它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探讨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万能要求。因而本书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的一切地方和经验寻求其自身证明的一切地方，去探讨超越科学方法论作用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对那些不能用科学方法手段去证实之真理的经验方式。”解释学非常强调人们在解释事物时“判断力”的重要性，而且说：“判断力是一种绝对地不可学会的东西，因为，没有一种概念证明能指导对规则的运用。”显然，这里的“不可学会”或“不可教会”都是在“以理智方式”教学的意义上来说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两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已经把对真理的把握和传达都限定在这种惟一的方式中。然而，真理是一回事，对真理的解释是另一回事。
即使投资大师试图把他们所经验到的股市真理表达（解释）出来，他们也不可能解释得像经济学家那样“系统”和“严密”。不仅这种“表达”是不同寻常的，而且，对它们的“学习”也是不同寻常的。用“寻常的”方式去解决不同寻常的问题，一开始就预定了无法达到同样的成功。
解释学是沟通经济学家与投资大师的现代途径，但这种沟通方式是“不同寻常”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任何人“都不能扮演预言家、训导者、说教者和无所不知者的角色。”只要人们尚不理解经济学家与投资大师们共同面临的解释学困难，他们之间的似乎不可调和的对立就会继续下去。
只有当经济学家与投资大师把股市领域首先看成是解释学领域并且在解释学的意义上能够进行建设性对话之时，他们之间的对立才会以“古典”对立的形态而成为历史，“古典经济学”与“古典投资学”才能够被真正地超越。不仅在股市中，就是在其他的社会领域中，人们常常具有这种经验，就是当人们试图对某种真理性经验有所表达时，用那些抽象的概念和推理逻辑来表达是很困难的，反而不如用一些小故事、比喻等象征手法表达得令人满意。事实上，象征并不只是写小说编故事的文学手法，它更是一种广泛而本原的认识手段。象征就是把一个什么“解释成”另一个什么把什么“作为”什么，就像经济学家把投资大师解释成“掷币高手”，而掷币高手却把经济学家解释成这样的人：有两个经济学家在大学的校园里散步，看见地上有10美元的钞票，当其中一个正要去捡时，另一个却阻止了他：“别白费劲儿了，如果它真的是10美元，早就不会在那儿了”市场是有效的，聪明人早就拾走了10美元，永远不要相信地上会有10美元。
因此，相对于理论解释来说，投资大师处于一种理论劣势，而经济学家处于一种理论优势。
从解释的外观上说，每一个投资大师也都有自己的所谓投资“理论”，但是，这种理论虽然也自称是来源于经验，扎根于经验，但却不符合对经验进行处理的占统治地位的流行模式，因此不可能让经济学家认可这种非标准的解释模式。如果我们把这两类“理论”不加区分地都叫做理论时，思维的混乱就产生了。
不论是索罗斯所表达的“反射理论”，还是巴菲特所推崇的“内在价值理论”，他们所表达出来的基本内容都不是“实证科学”意义上的东西，对这些内容的理解和把握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的范围，也超出了股市的范围。
比如，格雷厄姆（巴菲特的老师）为什么强调性格的“顽强不屈”﹖面对什么东西要“顽强不屈”﹖巴菲特为什么把“忠诚”看做是投资的首要气质﹖对什么东西要“忠诚”﹖索罗斯为什么对“没有丰富灵魂的人”“不感兴趣”﹖什么样的灵魂才是他感兴趣的灵魂﹖这些说法的言下之意，难道不也是在婉转地暗示出不成功的投资者总是不够“顽强不屈”、总是不够“忠诚”、总是不够“灵魂丰富”吗﹖如果他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和炒股票是“完全无关”的，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而且还说成是“最重要的”和“最要紧的”？是不是他们心血来潮只想耍弄我们？而如果他们还不至于那么“坏”，那这些说法又到底怎么样和炒股票相关联﹖为什么他们没有专门地明确地解释得更详尽一些，以便让我们也学到正确的“顽强不屈”、学到正确的“忠诚”、学到丰富的“灵魂”？为什么他们说得更多的是其他内容而对于这种他们自认为是“最重要的”和“最要紧的”东西却像蜻蜓点水一般﹖是不是他们要故意在“性格和气质”方面对我们留上一手？
事实上，这些超出了经济学和股市范围的东西，是渗透在股市解释之中的隐性的东西，他们看不见而听起来却像是与股市“无关”的东西，它们始终伴随着股市解释却无法用理智来加以传授。
是否能够把这些“性格和气质”问题交给所谓的“心理学”呢？当那种心理学也被实证理性所统治了时，当它们所研究的心理脱离了“现场情境”而成为普遍化的共性的概念的东西时，心理学所能说的不会是投资大师所想说的。在目前学术领域各自划分的割裂状况下，尤其是在学术研究重视“机智力”而忽视“判断力”的现状下，把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加起来也得不出一个投资大师来。投资大师在大学商学院的正式讲台上没有立足之地。
在与经济学理论的争论中，索罗斯像一位独树一帜的勇士，而巴菲特却过分看重自己的“理论”外壳，希望借此能够在大学商学院的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得到理论上的认可。巴菲特尚未达到这样的解释学意识：对真理的把握是一回事，把这种把握的方式途径用语言表达出来则是另一回事，即：“所说的”是一回事，而“被说的”是另一回事。
因此，当巴菲特的希望不可能实现时，这位亿万富翁，这位朴素的“吃玉米的资本家”，当他的母校希望他为学术捐点钱时，竟然一毛不拔，不肯慷慨解囊。巴菲特还自嘲地说：“从自私的角度上讲，我们也许应该捐点钱来保证一直有人在传授有效市场理论。”因为他很清楚，投资大师们只能利用人们的错误来捞取别人的钱财。
在解释学看来，投资大师不必担心恰当行事的人超出某种限度而对自己的获利产生威胁。因为把握股市真理绝不是依靠光秃秃的理性而脱离人性的磨练就能做到的。增加知识和增加经验都很容易办到，而从人性的束缚中挣扎出来总是少数人的事业。正像投资大师彼得·林奇所说：“在大约4万年历史中，人类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多少……我认为未来数百年中这些情况仍不会改变。”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部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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