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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骄阳似火的8月，在由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引发的一场空前广泛的讨论中，中国“主流经济学”一词赫然出现。从8月份不屑于回应的“集体失语”到9月份陆续回应，再到10月份的集体回应，主流经济学“走强”的背后深含被动的尴尬。在多学科、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交锋中，主流经济学（家）不仅受到挺郎的左派经济学家的猛烈攻击，其观点建议同时激
起大众反感情绪，成为众矢之的。这样，主流经济学倒颇显“另类”。时至暮秋，争论随之降温，但一般民众对主流经济学的失望似乎尚无以挽回。对于主流经济学而言，这无疑是个多事之秋。此情此景，发人深省。
一直以来，主流经济学这一提法在学界十分敏感，在这次产权大讨论之前鲜有所闻。正是为了在讨论中同左派经济学家相区别，这一提法才大行其道。但是，这种提法本身对被判为支流的左派经济学家来说就具有相当的挑衅意味，拒绝认同这一提法的人也不在少数。
就目前学界争论而言，主要涉及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在西方，具体而言，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就是发轫于亚当·斯密、途径李嘉图、约翰·穆勒及边际革命并在马歇尔处汇集整合成形的现代经济学，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最后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主流经济学的最主要特征是对市场“无形之手”的信奉，正如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指出的，类似灯塔、蜜蜂授粉一类的外部性问题也不再是市场失灵的良好例证。
勿庸置疑，这种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位居主流。这个称号不需要任何人再来加封。毕竟，略微留心就会发现，以西方经济学为研究领域的学者占据着几乎所有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和大部分教授的职位，而他们的前任大都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权威。步入任何一家书店，现代西方经济学占据了处于显赫位置的经济学理论名著标牌下的几乎全部的空间，它们装帧精美、排列整齐，吸引着各类读者的目光。当我们打开国内权威经济学期刊时，满目模型、实证。而在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上，我们所受到的最重要，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训练基本上来自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著作被引入中国的数量呈指数增长，尤其是教科书，欧美稍有名气者，悉数拿来。速度之快，近乎同国际接轨。
在中国，主流经济学更多地是与新制度、产权经济学相连。说它是主流，除了在大学和学术界的支配地位外，还因为中国改革的实践正越来越依赖于这种经济学，至少可以从这种理论中得到充分的解释或者说印证了其逻辑。对这种经济学范式的信心支撑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这些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
然而，在这次跨越学界和阶层的争论中，这种主流经济学却在一般民众中失宠，甚至引发强烈的抵触情绪，形同支流。网上的民意显示，支持主流经济学家观点的网民不到5％，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近乎激起民愤，声誉降到历史低谷。主流的界限似乎仅仅限于其在大学和期刊中的支配地位。
正因如此，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权讨论被不适当地扩大出了学术界，并坚持认为在学术界，基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对错不在人数多寡。或许，如果网民只限于经济学专业人士，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支持率不会小得如此可怜。但我们仍不禁疑问：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远离大众？精英团体为何背离大众情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就主流经济学而言，其本身就是假定现实中的人是经济人，他们在现实的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而现实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这些相关经济人博弈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这些结果却不能为大多数当事人接受呢？笔者的如下思考或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想象空间。
主流经济学家首先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不应盲目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知道，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以为豪的是有像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样能同一般民众交流的大家。而从这次民众对主流经济学的态度看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要深入人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老百姓听到诸如“腐败能够增进效率”、“看到城市交通拥挤时，我就感到欣慰了”之类的言语，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思想”的。
其次，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公平。当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风趣地说“经济学节约了爱”时，我想她指向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但其隐含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清晰的，即以效率为最高、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而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自由竞争是达到最高效率的保障，因此，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崇尚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体现了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场上的。
再次，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另一原因源于经济学研究的层次更加具现实性。在这次讨论中，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更多地走向了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各个学科研究的层次不同而造成的。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显学，原因之一是经济学是更加务实的学科，更多地着眼于当前条件下的现实问题，反对做远离现实的批判。这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属于较低的层次。在其他学科在较高层次上对现实提出各种批评时，主流经济学家要说的是，现阶段只能达到这种次优状态，理想状态只能渐进地实现。
最后，主流经济学引起大众不满有其客观的一面。中国改革前20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从而使改革较少失利者，迹近于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此时，改革较为顺利，反对主流经济学也缺乏现实的理由和群众基础，从而使主流经济学理论得以大量深入地传播。而进入90年代后期，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调整阶段，这样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受损者，在没有得到应得、起码的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放大了发对主流经济学的声音。
总之，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尴尬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注意到这些原因对于争论各方和一般大众都是有所裨益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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