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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炜
某报的一篇文章提出如下一组数据：14年来，深沪上市公司创造利润6965亿元，却从社会公众股东（包括Ａ，Ｂ，Ｈ股）手里融资9675亿元。该文章的结论是，“一级市场过高的发行价格难免令上市公司产生做假账的冲动，虚假信息引发的各种过度投机和违规行为，更导致市场整体失信。”
创造利润6965亿元，融资却达9675亿元。这说明拖累中国股市发展的最大因素是“圈钱”，其现状则是“圈钱”导致投资者信心低迷，二级市场一蹶不振。什么是“圈钱”？蓝筹上市公司肯定认为自己没有“圈钱”行为，信息披露未被查出问题的公司不也不会承认。然而，“圈钱”行为在许多上市公司中都或多或少的有。首发上市融资或再融资，其实都是上市公司与市场、大股东与流通股股东间的博弈。大股东及其控制的上市公司总希望把报表打扮得最漂亮，选择最好的市场时机，发行最高的价格。即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毫无改善甚至倒退，但溢价发行肯定给大股东带来最大收获，大股东净资产的增值大多由此获得。再融资曾经是最典型的不平等“圈钱”行为，大股东可以放弃配股权或增发认股权，并将壳外的资产包装后让上市公司收购，而自己通过再融资获得净资产增值。证券市场倡导同股同权，但在我国还只是理想或努力方向，实践中，流通股股东只能任凭大股东侵占利益。
没有一家上市公司不在融资之前吹嘘已取得的业绩，及融资后的美好盈利。但实际上，许多上市公司在融资前善意地或恶意地做财务报表的文章。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联合研究计划”的研究曾揭示三点：其一，上市公司配股前后经营绩效与配股资金的相关性各不相同，配股资金对配股后公司绩效的影响小于配股前，这反映了上市公司仅仅把配股作为目的，配股前为了配股有意做高业绩，配股后，配股资金的使用效率却不高。其二，配股没有起到增加主业的效果。为了连续配股，上市公司不得不努力提高利润，但主业并无相应增长；相反，配股资金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相关性与证券市场表现却有一定的关联，表明有配股资金流入证券市场；配股资金的投入并没有使主业的盈利能力增强，反而“减弱”了主业的盈利能力。其三，大部分公司为了取得配股资格做高利润，配股后无法保持利润的同此增长。上市公司操作净利润的意图很明显，净资产收益率的虚假性再次得到旁证。
“为取得配股资格做高利润”，是典型的“圈钱”行为。被做高利润后的报表成为配股价格的卖点，而投资者买入分享的却是那份“做高利润的报表”的后遗症。于是，有的再融资前业绩大幅增长的公司，“圈钱”后业绩表现平平；有的公司还为那份“做高利润的报表”付出财务调整上的代价，导致公司业绩出现倒退。东方通信2000年增发前利润年年保持增长，增发前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均高于12％，但再融资14．1亿元后的利润连续三年下滑，从2000年盈利3．8亿元跌到2002年和2003年亏损13．7亿元。公司方面或许认为，是市场变化导致业绩由盈变亏。但客观而言，14．1亿元再融资非但没有成为东方通信的“救命稻草”，而且使得一批新股东套了进去。
“圈钱”行为越来越让投资者痛恨，根本原因是投资者认股后不赚反赔，为大股东“埋单”或送上“见面礼”。招商银行用净资产核销不良贷款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的做法，曾在股东大会上引起激烈反对。但这一最终实施的做法，其结果就是招商银行把核销的损失，由老股东承担“转嫁”给认购增发的新股东共同承担。由于起决定作用的老股东是大股东，流通股股东把大股东提出的增发看成“圈钱”。事实上，这也变相成为大股东的权力或阴谋。只要符合再融资条件，大股东总也能拿流通股股东当“垫背”。
“圈钱”现象一直以来存在，使得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乃至证券市场缺乏信任，投资者信心日趋迷失。股权分置问题是导致“圈钱”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搁置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将难以消除“圈钱”现象。无论类别股东机制，还是强化监管、加强信息披露制度，都未必能战胜“一股独大”。消除股市发展中的最大拖累，还得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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