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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房煜 天津报道
国有物资回收体系的重建
天津仁爱小区向前走不到100米，就可以看到“废旧物资回收亭”的杨师傅正忙着给收来的物资分类。记者走上前去向他伸出手，杨师傅也伸出手，犹豫了一下又收了回去：“
我的手太脏，还是算了吧。”在很多人眼中，杨师傅就是“收破烂的”。
但杨师傅并不是走街串巷地收废品，他是天津市绿天使回收公司的职工，在他身后这个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小房子，就是天津市尝试在社区建立并希望推广的“物资回收亭”。绿天使公司正在建立由1000个“废旧物资回收亭” 组成的物资回收网，它们将渗入到居民社区里。
1000个“废旧物资回收亭” 组成的物资回收网是天津市供销总社建立的国有物资回收体系“1931”工程中的一环。这个体系共有四个层次。最底层包括1000个左右的社区物资回收亭，每个亭子可覆盖800-1000户居民；在1000个回收亭上，建立9个物资中转站，对物资进行加工分类；再往上建立3个交易市场，进行深加工，形成原料或者半成品；最上面的就是废旧电器拆解中心。此外，市供销总社预计成立1个国有物资回收公司。所以，这个体系被天津市供销总社称为“1931”工程。为了建立这个体系，天津市将提供配套资金1600万，现已到位400万。国家发改委提供专项资金800万。
目前已建成的社区物资回收亭是60多个，显然，离1000这个目标还差得远。公司正忙着招收员工，招收的职工以四五十岁年龄段为主，可以解决一部分大龄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
对天津物资回收系统的老员工来说，以下数字是记忆里的骄傲：从1955年至1990年，共回收各种再生资源3000多万吨，减少垃圾处理量1.3亿吨。
然而，时间似乎改变了一切。十年的时间，天津市供销总社下的物资回收系统流失了80%的员工。人员流失背后是原有系统的瓦解。
“现在天津市物资回收系统的员工只剩下3000人左右，其中在一线从事废旧物资回收的人不过300多人。”十年前，这个数字是15000人。 “这不仅是天津的问题，全国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的王建武先生说。
夏处长没有过多分析旧的物资回收体系迅速瓦解的原因，只是简略地归结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体制，没有在市场经济时代来临时进一步完善，国家政策支持不够，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比较重。”王建武先生则认为，个体收购者的不法经营也是原因，“他们还偷税漏税”。
但无法逆转的是，在原有国家物资回收系统渐渐失去功效的同时，个体回收者开始活跃在大街小巷，私营的加工作坊也如雨后春笋般铺开来。
现在，再生资源研究所提供的文件显示，各地国有物资回收系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重构。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上海的“网上收废”对电子垃圾的回收起到了不错的效果，石家庄和天津的“1931”工程一样，都是以社区为依托，谋划社区回收网络。
电子垃圾
私人物资回收系统的运行大致分为两个过程：一是部分人骑自行车或板车每日走街串巷，把废旧物资包括废旧家电(也叫电子垃圾)收上来；二是这些人把收到的东西拉到一些形成规模的集散地去，拆解或卖掉。
刘房子旧货市场就是这样一个集散地。从这里沿津霸公路两侧，一直到杨嘴村、韩柳树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自然形成的废品回收市场，现在已经成了废品回收中转的集散地。这里店铺云集，旧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电冰柜摆满路旁，同时也有旧家具、自行车等其他物资，有的地方垃圾和废旧物资放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在离刘房子不远的千里堤，有两所大学的校区选在这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里度过四年大学时光，所谓的“电子垃圾集散地”甚至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一个宿舍四个人凑点钱就可以买个二手电视回去看，还有二手电脑。
对于电子垃圾因为处理不当带来的环境危害，许多媒体都有报道，广东的贵屿和浙江的台州甚至因此“扬名”。
对此，夏处长分析说：“电子垃圾的问题事关循环经济的发展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一方面资源短缺，另一方面所谓的废弃物又没有被很好地回收利用，结果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要知道，废弃物中的可再生资源也是资源！”
我国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电子垃圾问题，从2004年1月开始，分别选择浙江省和青岛市作为国家电子产品回收试点省和城市。其中青岛的任务是，尝试走“制造企业建处理工厂”的模式，而浙江省则计划走“专业处理工厂”的模式。
在刘房子旧货市场，给老板320块钱，就可以抬走一台八成新的中型海尔“雪王子”电冰柜。但是，千里之外，海尔准备好了相应的改造生产线和设备，却一度在为找不到足够的废旧家电而发愁。“收不到足够的废旧电器。”青岛市经贸委李振军处长曾对媒体这样说。同样的情况在浙江省也存在。与此同时，广东贵屿、浙江台州等一些大型的“电子垃圾”集散地开始通过媒体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在北方，天津的旧货市场则被认为是废旧电器集散的第一个“中转站”。显然，走街串巷的个体收购者自发地把废旧电器汇集到了这里。
“回收废旧物资是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工作，这一点，那些个体的人很难顾及到。他们只收有利润、甚至利润大的东西，不是所有的东西全收。在拆解和处理时也不很负责任。”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的王建武说，特别是电子垃圾，其处理与一般废旧物资相比，难就难在拆解上。 这也正是要重建国有物资回收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个难题
“1931”工程面临许多困难。首先，回收亭入社区并非易事。建设物资回收亭虽然有市政府支持，但是实际能不能进到社区，还要和业主和物业商量。有很多居民对此并不乐意。
在一位小区居民眼里，所谓“废旧物资回收亭”只是名字好听，说到底还是“收破烂的房子”。负责建亭工作的绿天使公司职员郭女士说：“和业主的很多谈判都十分艰难。现在很多业主维权意识很重，建回收亭要占绿地，要反复做很多工作才能说服他们。”
“打个俗一点的比方，建立回收废旧物资亭，这个东西就像公厕一样，哪家都需要，但是又都不愿意建在自己家门口。” 天津市供销总社夏处长说。
另一种难度来自私人收购者的竞争。
傍晚，天色渐暗，在杨师傅和同伴开始清点物资、算账准备离开时，“有旧电视、旧电脑的卖”的叫声在小区另一侧响起，记者循声找去，看见一个人蹬着三轮也在小区里吆喝着收购旧电器。
显然，现有的个体收购者不会自动退出，国有收购与私人收购的“较量”将长期存在。“许多小区物业都已经长期默许个体人员进去收购，他们说不需要回收亭。” 夏处长始终认为，这些“散兵游勇”不能和昔日庞大的回收“正规军”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国家整治“电子垃圾”的步伐在继续向前，2004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 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实行多元化回收和集中处理。国家对废旧家电处理企业实行资格认定制度(第六条)。”征求意见将截至10月31日。
面对这种状况，原来的国有物资回收系统感到了压力。
夏处长告诉记者：“以前供销系统内有一些专门的加工企业，这个行业是特许经营。由于2002年国家取消了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企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行政审批》，这方面正在放开。”但他认为原有的加工企业仍然是未来“有资质的”企业的主要候选。据了解，天津高科技园区内就有一些这样的加工企业，不过夏处长承认：“说实话，这些企业现在的加工能力还不算强，只能粗加工，不能深加工。”记者致电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的“有资质的加工处理企业，全国还没有一个。以后会有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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