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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浙江省乐清市23位三轮车主向省高院状告乐清公安局和虹桥镇政府。原因是后者的一纸决定使三轮车主花几万块钱卖来的经营权作废。从案件本身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因为是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施行以来开庭的第一桩行政诉讼案，故被称为“行政许可第一案”，从而受到舆论的关注。案件
1999年，乐清市乐成镇、虹桥镇政府以拍卖的形式投放了一批人力三轮车，这批车的
经营牌照最低拍到了2万元，高的超过了4万元。但2003年8月，乐清市公安局和当地镇政府宣布收回1999年拍卖的为期4年的客运人力三轮车牌照、行驶证、所有权证以及车辆。这让车主们一夜之间丢掉了赖以生存的饭碗。对此，车主们认为，公安部门只有牌照的管理权，而没有拍卖权，有发放权而不一定有收回权。不管本案的判决结果如何，该案的现实意义已经超过了诉讼本身，体现在胜诉和败诉之外。它表明了老百姓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权利意识对政府部门是否依法行政将起到制约作用，对政府以及相应享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来说，都是一个警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信赖保护原则
针对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任意处置行政许可相对人合法权利的现象，基于建设诚信政府这一出发点，《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在我国法制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应该说，信赖保护原则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在世界立法史上都凸现其先进性。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失信行为给经济带来的是高成本、低效率。在信用体系建设中，政府及其部门是否诚实守信直接起着示范效应和扩散作用，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行政机关是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公信力。《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行政许可作为一种授益性的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决定作出后，基于对政府及其部门的信赖，就会按照既成的法律关系安排生产和经营，甚至投入大量的资金、技术、时间和劳动。若政府及其部门不顾被许可人的利益损失，反复无常，擅自变更或者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许可，则公众的个人权利、公共利益乃至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将处于不稳定、不连续的状态之中，不仅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权威，造成政府信用危机，而且会带动整个社会不严格遵守法律，形成全社会对他人合法权利的轻视、漠视，摧毁人们对法律的崇高信仰，最终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直接破坏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
长期以来，我们只习惯注重目的和结果的是与非，而忽视过程的对与错。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搞“一刀切”，任意处置当事人按正当程序所获得的被许可权利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有的城市为了空气达标，政府一个命令，所有的小面的出租车都不准上街营运；为了城市建设，要求拆迁区内的个体户一律停业或者自寻出路；一个地区的某个小煤窑出事了，政府一声令下，所有的小煤窑都给封掉；一个网吧犯规了，所有的网吧都被要求关门或者停业整顿等等。虽然政府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但业主们都是通过合法正当途径领取到从业许可证或者经营资格的，这种随意处置行政许可效力的作法，损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权利，是以牺牲政府诚信为代价的，有悖于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信赖保护原则。变更、撤回行政许可
当然，信赖保护原则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或者撤回生效的行政许可，并不等于一律不得改变或者撤回。基于法定事由，依照法定程序，有权行政机关可以变更、撤回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行政许可的两种情形：
一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被修改或者废止，使原先的行政许可事项被禁止，或者许可的法定条件有所改变，提高了准入的门槛，或者对许可的范围进行了调整，被许可人必须满足新的许可条件和范围。此时，相应的行政许可如继续实施，则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相抵触。比如：在某些保护区内禁止建房，公民甲依法取得了在保护区附近建房的许可证。但后来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法律、法规、规章，扩大了保护区的范围，那么，颁证的行政机关就可以将公民甲原来取得的建房许可证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回。再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九条作出规定：“中学、小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院）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因此，原先有关行政机关作出的允许在此范围内开办网吧的行政许可决定可以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回。
二是颁发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的许可行为继续存在将有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给国家和社会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此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有权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作出的行政许可。比如：某工厂经批准在某处建造厂房，后经地质勘探，此处是地质灾害易发地带，发证机关为了公共安全，就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原行政许可决定。再如：2003年春季，一些地方流行非典型性肺炎，医学研究初步证实，非典病毒与野生动物有关。由于非典期间的情况与当初颁发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时的客观情形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控制非典传染源，一些地方收回了已经颁发的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变更、撤回与补偿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秩序和权利是现代法治的两项重要的价值追求目标。具体到行政许可中，无论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被修改或者废止，还是因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即便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只要是行政机关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而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损失的，就必须依法给予行政补偿。也就是说，在行政许可中，当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后者应当服从于前者，但是，政府则必须弥补后者因此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这一点是法律保护公民私权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建设法治国家和信用政府必须支付的成本。否则，如果拥有强大公权力的政府及其部门，为了追求某种秩序而肆意以牺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私权利为代价，那就与现代法治的理性和价值追求南辕北辙了。（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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