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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华
“……报纸在抽搐的手指间索索地抖动着，像风雨中凄冷的寒流，驱赶着毒蛇一样的文字在牢房中疯狂乱窜，一根根地噬断我的神经。我像受伤的蛇一样痛苦地扭动着自己的脖颈。”
这么形象而煽情的文字出自一位女贪官之手。在“慕马案”中落马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索取和收受刘涌等人财物被判刑13年零6个月。在狱中的她对说她为刘涌的“姘头”不满，状告中国青年报社并索赔20万元精神赔偿，该案17日在京开庭（综合11月18日《北京晨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
在法制社会更健全的今天，公民的人身权力理应不受侵犯。焦虽是被百姓憎恨的贪官，但只要法律未剥夺其人身权利（包括名誉权），即使在服刑，她也有为自己名誉权主张的权利。
然而，与焦玫瑰高调抒情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自焦向媒体巨额索赔到开庭审理，众媒体似乎大多选择了沉默。报道称，17日，法官退庭后，焦玫瑰的丈夫说，今后还要将刊登“姘头”一词的报社一一推上法庭。
虽然，焦玫瑰状告媒体一案还未判决，但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可是赢了官司的。2003年9月，尹冬桂因受贿获罪被判5年徒刑。在尹被审判期间，当地一家报纸把尹冬桂比喻为“女张二江”。尹冬桂在狱中提起了诉讼，当地法院判处该报赔偿她20万元。笔者未去统计究竟全国有多少家媒体曾报道称焦玫瑰为“姘头”，粗略搜索一下，真还不少。
不错，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需加强，现代法律应像阳光般普照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但是，联系到时下我国的舆论监督环境，对公权人的舆论约束极其有限的状况，我们就会暗自吃惊。稍作统计便发现，诸多新闻官司最典型的特点是以官员为原告，起诉媒体及作者侵害名誉权。可以说，这种官司在目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一旦陷入这样的官司，媒体很可能凶多吉少。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的一个报道。美国《洛杉矶时报》前北京记者站站长Ｊａｍｅｓ．Ｍａｎｎ称，美法律规定，官员只享有比一般公民少得多的隐私权。受到舆论监督的官员很难起诉媒体，因法律规定其必须证明媒体的报道是恶意的，否则法院不受理。而“恶意”是一个极难证明的主观因素，故法院审理的这种名誉侵权案极少（见7月1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在法律较健全的美国媒体能对官员说“不”，而我们对公权人的“高调起诉”似乎过早地给予了与国情并不同步的同情。媒介在履行各种职能时，即便是为了社会公益之目的，也有可能造成对一些官员的隐私以及某种利益的损害，对此我们应给予一定的容忍。因为，这些官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信息资源。而一旦媒体遭遇他们的起诉，媒体举证在信息上自然处于劣势。然而，我国现有法律对新闻执业的保护很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有力的法律武器。
舆论监督潮流是谁也挡不住的，即便现在对贪官的公众监督力量还非常薄弱。我们可否借鉴美国的做法，政府官员状告媒体，也搞个“举证倒置”，谁主张谁举证，让他们去证明媒体的报道是否有“恶意”？如果再让公权人这样扭住“状纸”不松手的话，我看失去的不再仅仅是媒体的话语权，而是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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