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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内某大经济类媒体不久前的传言，世界石油化工巨头壳牌“准备退出”43亿美元的世界级中海壳牌南海石化合资项目，然而，在广东惠州大亚湾4.2平方公里的工地上及其附近的社区内，人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一迄今国内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的雏形，更会因其在社会、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形成的巨大效应而大开眼界。可以说，中海壳牌项目已经在国内树立起了一个经济、社会、环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标准，而这一标准对国内大型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来说可以是一种示范，或者是一种挑战。
否定媒体有关壳牌“准备退出”的传言，并非是壳牌中国集团邀请17家国内主流媒体的记者、3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实地考察南海石化项目的动机，按壳牌方面的说明，这是壳牌为期3年的可持续发展推广活动的一部分，今年8城市推广活动的开始。如果说，通过去年的一系列活动，壳牌已经在中国“成功”导入了壳牌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那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赋能予人”。
就项目所在地惠州地区而言，一个世界级石化巨头耗费巨资在这里安营扎寨，首先会对这里人们的传统生活和劳动方式乃至观念构成巨大的冲击，更何况按经济学家的说法，一个巨型重工业项目会带来50倍的相关上游、下游项目及服务业，其对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影响可想而知。那么，有关各方是如何面对和解决相关挑战的？
从移民住房、教育、就业到屋顶菜园
通常一个国内大项目的上马必须通过根据国家标准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EIA》)，而中海壳牌邀请独立的国际专业机构，在南海石化项目《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环境影响标准增添了新内容，特别是加入了“社会”部分，完成了一份名为《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报告》(《ESIA》)，而其中“社会”部分的关键点正是“赋能予人”。
在项目占地内，原有2707户、8351名村民。村民的安置动迁本来是政府的事，但这些村民的安置标准和动迁行动计划是惠州政府在中海壳牌的“帮助”下制定的，包括在《环境与社会管理计划》之内，根据的是国家和世界银行的安置动迁标准。此外，中海壳牌还聘请独立的专业机构每6个月一次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要在网上公布。
那么“帮助”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要求、督促、协助，还是应邀？无论怎样，“帮助”的结果的确与众不同：每户村民得到了平均价值约15万元、地基足以承载4层楼房的住宅；过渡期2年内，每人每月可得到200元的生活费，相当于当地城市居民的最低社会保障，高于广东省规定的一年半过渡期，150元生活费。
在移民新村，记者看到，多数村民都在安置标准住宅的基础上，自己出资按统一设计盖起了3至4层的楼房。在一所住宅内，记者看到了几间明显闲置的房间。当地官员称，不少村民把闲置的住房用来出租给公司或个人使用，可获得不少收入。此外，村内小学、幼儿园、商店、休闲体育公园一应俱全。按村组长的说法，这样的住宅和环境“以前连想也不敢想”。据了解，惠州市和大亚湾区政府为此项目村民安置动迁支付了10亿元，每人平均近12万元。
现场采访的记者们议论说，如果这就是大项目移民安置动迁的标准，那么结果有可能是令别的项目望尘莫及。一位记者说，某省政府官员就曾奉劝他说：“不要宣传惠州，否则我们的工作没法做。”而惠州市场常委、大亚湾区委书记李秀峰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如果不这样做，地方政府会有很多麻烦，代价更大。
当然，为移民提供住宅和生活费毕竟是政府的事，标准高低可以由当地政府根据规定及该地区的具体“区情”来掌握。而南海石化项目移民安置动迁行动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在政府和项目企业的职责或义务范围之外，为移民提供了更多的培训、就业机会，为移民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和生活水准赋予某种能力，也就是壳牌所说的“赋能予人”。
两个移民新村在政府鼓励下各自办起了一个企业，中海壳牌不仅向这两个企业派出顾问，驻点上班，为企业的发展和业务管理提供免费咨询，花了20万多元对村民进行英语、电脑、木工、机修、建筑等方面的培训(迄今已有85%的劳动力参加了培训)，而且在项目施工阶段为村办企业提供了诸如雨水蓄水池建造、洗车、绿化、运输、项目建筑工人营地的部分物业(餐饮、洗衣、机修等)、外籍经理和专家的管家或秘书等业务，此外，中海壳牌出资为临近公路建造的自行车与机动车隔离带和路灯等公益项目也由村办企业承包，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村办企业的发展和村民职业技能的提高，使村办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了一定的资本和业务经营能力的原始积累。
据惠州市场常委、大亚湾区委书记李秀峰介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已有900多名放下锄头的移民实现了全新的就业，600多人次参与了项目建设。
此外，中海壳牌还资助了村内100多名生活困难的儿童上学。
即使是村民吃菜这样的问题，项目企业也予以关注。虽然已经具有了城市户口，但习惯于自给自足的村民总觉得出门买菜不是个事儿，门前用地又太小。于是，中海壳牌动员了13家村民在其楼顶上进行种菜试验，并无偿提供技术指导和种植箱、改良土壤及花费等生产资料。试验成功后，已有640户村民如法炮制，基本上实现了蔬菜自给。在一户村民的楼顶上，记者看到了塑料箱中生长或成熟的不下5、6种蔬菜。
李秀峰评价说，壳牌谈可持续发展，讲以人为本，“不是在装样子，而是在实实在在地做事，起作用”。
问题是中海壳牌毕竟是一个企业，而非慈善组织，出资费力做这类“分外”之事到底为了什么？
中海壳牌总裁蓝仲凯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围绕着三个关键的支柱：人类、地球和盈利。”其中的人类“代表我们的社会责任”。“我深信，没有周边社会的同步发展，公司就无法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处在一个周围充满愤慨、敌意、不满或不和谐的环境中，那么从长远看，它不仅难以获得地利、人和优势，而且还将为此支付更高的成本。
对此，随同考察的中国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所长、社会学家陆建华博士在“可持续发展：惠州的今天与明天”研讨会上指出，中海壳牌的案例(除上述事例外，还有项目建设员工的高标准食宿、文体娱乐、安全、卫生、医疗条件，乃至劳动所得的权益保障等具体事例)表明，以往那种“先生产后生活”的观念已经过时，人不应是发展的代价，而应是发展的动力和受益者；可持续发展固然强调的是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来实现目前的发展，但也不是说要以牺牲这一代人的利益来争取未来的发展，而是要将以人为本应贯彻始终。
从工地洒水到珊瑚移植
蓝仲凯称，从项目的工艺选择开始，到项目设计、施工、运营的所有阶段，中海壳牌在环境方面都要始终不渝、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当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有差别时，以相对较高的标准为准。至于为此花了多少钱，蓝仲凯表示，这很难统计，最重要的是在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排放方面都要达标。
在中海壳牌石化项目工地一侧的澳霞大道上，记者看到一辆平地机在路上刮铲建筑施工车辆经过时掉落的泥土；公路的另一侧有一辆洒水车在洒水，以避免扬尘；各种安全标志和隔离带应有尽有，还有工地的安全员负责交通疏导。据中海壳牌总裁蓝仲凯介绍，有15辆洒水车24小时不断地在工地及相邻的公路上洒水，水源来自于由移民村办企业建起的5个巨大的雨水沉淀池，而建造这些沉淀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流经工地的雨水经过两级沉淀后再排入海中，以最大限度地使周边海水保持清洁。
遗憾的是，在驶出与中海壳牌项目相邻的一段公路后，由饭店派来接送记者的客车经过了一段像是被废弃的公路：施工车辆掉落的泥土使路面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据司机讲，这段路的一侧是一家国内大企业的项目建筑工地。同一条澳霞大道，不同路段景致不同。人们该指责那家国内公司不负责任，或者抱怨中海壳牌不够雷锋，还是该批评政府对项目施工环境标准监管不力呢？
事实上，专家和记者们最关注、也是问得最多的问题是：随后跟进的大批上下游项目是否能达到中海壳牌项目那样的环境和社会标准？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所长陈琨认为，如果在这个5年基础，10年规模，15年完成的世界级大型石化基地上，在可能会50倍于中海壳牌43亿美元项目资金的相关产业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没有达到壳牌示范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标准，那么“珠三角”地区的“最后一块绿洲”将会消失，惠州作为2003年建设部颁发的“中国人居住环境范例奖”得主的荣誉将被剥夺，更遑论争取在2010年获得“联合国人类居住环境范例奖”。
对此，李秀峰代表惠州政府表示，决不能让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进入惠州；中海壳牌树立起的社会(移民安置动迁补偿及培训和就业等)和环境标准(国内、国际最高标准的结合)不会降低；惠州政府正与中海壳牌共同商定一个统一的项目准入及施工、运营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然而，上述那段坑洼扬尘的路段有理由让人担心：如果一个企业在项目施工环节上如此粗放，那就很难想象它会在所有环节上认认真真；如果政府在这一环节的环境监管上无所作为，那就很难想象它会在所有环节上一丝不苟。
对中海壳牌来说，不仅要在环境方面到达国家和国际标准，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定一些更高标准。
中海壳牌在海底铺设了一条长22公里直至海湾入口处的30英寸废水排放管道，原因在于尽管经过处理的废水已经达到排放标准，比该海域的海水还要清洁，但温度较高，有可能影响海湾水域内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所以要“花费不小”(蓝仲凯语)地将其排放到最容易扩散或被稀释的海底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蓝仲凯被当地人称为“珊瑚大使”。原因是在他的力主下，中海壳牌花了80万元，聘请专业潜水员将受项目影响海域的400平米珊瑚进行了移植，成活率高达95%。因为按专家的说法，珊瑚是“海底的热带森林”，对海洋的生态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项目引堤施工可能会影响附近活珊瑚的生存。
如果将这类措施上升为一种地区标准或惯例，那么对其他进入惠州的企业来说，将是一个挑战。
中海壳牌带来的挑战
对政府和企业构成挑战的不仅仅是中海壳牌树立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按李秀峰的说法：“压力和冲击是全方位的。”他“坦率地讲，目前我们还不能与壳牌带来的国际惯例或规则完全接轨”，其中包括行政管理水平、法规、招标程序、官员素质等，“特别是在观念上”。
他举例说：中海壳牌要使用一块5000多平米的荒地放置施工材料，我们说尽管用吧，还申请什么，但对方非要我们拿出“土地使用证明”，才能使用；我们只好照此办理，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这类事全凭政府一句话。
那么中海壳牌的中外合资双方之间以及与地方政府是如何在背景、观念和价值尺度不同的情况下，就如此高的项目环境和社会标准达成共识的？
陆建华博士认为，经验教训告诉人们，遵循较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实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可以减少麻烦，提高效率；为此，先花钱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少花钱，关键点花钱，整体上少花钱。
以大亚湾区为例，虽然惠州市和大亚湾区政府为移民花了10亿元，但2003年5月项目开工以来，税收已经翻番，其中新项目贡献率达到50%左右，今年1-9月税收总额就已达到31.3亿元，且呈高速增长趋势。
中海壳牌也不是冤大头，现在花钱是为了避免将来因环境或社会问题被迫进行代价高昂的结构调整，避免遭受到社会的惩罚或者被淘汰，也是为了保持长久的竞争力，从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盈利。当然，中海壳牌有自己的说法：“没有盈利，我们将无法履行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
话虽这么说，道理也很明白，可事实上无论是国企，还是地方政府，在近期效益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上，难免会倾向于选择前者，因为任期有限，又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追求近期效益出了问题也是后任的事，这就是所谓“短期行为”。
而中海壳牌项目特别值得一书的要点在于：当事政府和作为国企的中方合资伙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突破了“短期行为”的国内“惯例”，他们不是在与壳牌就如何降低环境和社会标准讨价还价，以尽量减少投入，而是在认真讨论是否以及如何提高标准，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来自规划与搬迁解决方案有限公司的南海项目顾问罗伯特·巴克雷对此评价说，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双方(惠州政府和中海壳牌)建立起的那种坦诚与合作在中国是难得一见的”。
对中海壳牌来说，在相关问题上，与政府部门、客户和周边社区的协商至关重要，而且是“持续不断的”。陆建华对此评价说，在中海壳牌项目中，人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政府、生产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是一种相互协调的经济社会整体系统演进。
中海壳牌可持续发展7大指导原则中的第7条写道：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蓝仲凯解释说：“与项目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合作和坦诚对话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因为没有他们的参与、支持和指导，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连接：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
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亚湾北岸的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总投资额达43亿美元，是目前国内投资额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该项目于2003年开始施工，预计2005年底建成投产，计划年产能力为80万吨乙烯及150万吨其他石化产品，主要供应广东省和对化工产品需求较大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产品将销往国外市场。
作为该项目投资和运营的主体，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为：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成员之一的壳牌南海私有有限公司，占50%的股份；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广东投资开发公司合资的中海石油化工投资有限公司(股比为90%和10%)，占50%的股份。
《国际商报》记者 何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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