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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参加了一个“利用外交资源实施‘走出去’战略高层研讨会”。说实话，此类研讨会一般大同小异，企业一次次地期待，一次次地落空，主要原因是原则性的东西太多，实际的东西太少。
本次研讨会令记者感觉有点新意。“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政治外交，而轻视经济外交。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有新思想。”在企业如何利用外交资源这一问题
上，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非常强调思想的力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说的更直接：“从历史至今，中国始终是政治外交优先，而西方则是经济外交优先，这一差别导致了我们多次错失历史发展机遇。”
学者的话预示着中国的外交理念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外交资源弥足珍贵，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众多领域；在其外延上，还包括了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多边及国别研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资源在很长时间里好像和中国的企业没有直接关系。但在今天就不同了，企业要“走出去”，这些资源对企业决策就十分重要。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按吴健民的说法，在企业的心目中，外交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我们的驻外使馆在干什么，我们的大使在忙什么。
基辛格名气够大，他离开白宫之后就利用他的外交资源成立了一个咨询公司。一次吴健民问其公司业务，答曰：只做两件事，一是有企业想去某国投资，前来咨询，公司就告之能去还是不能去；二是如果能去，就进一步告之有关项目应该去找何人和何部门，并帮助联系。基辛格对吴健民说，他的生意“非常好”。
相形之下，中国企业在如何运用外交资源方面则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一方面是企业在外面瞎闯乱撞，连基本的国别信息都不掌握就准备去投资设厂，结果是纠纷不断，麻烦不断。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退休驻外大使和参赞一旦离任退休，其所拥有的驻在国政治、经济和市场信息，以及长年积累的人际关系，就成闲置资源，束之高阁。吴健民说，中国真正了解世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在西方国家，海外华人很多，但能跻身上层社会的少之又少。所以他认为，有效地利用现成的外交渠道，是企业直接同驻在国政府和企业打交道的最好途径。
针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外交界和学术界有关人士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看法，对于准备“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些看法值得一听。
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罗田广对与会代表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针对中国人的恐怖事件不再限于单纯的金钱勒索，而是开始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目前，中国外交的危机处理机制基本能够应对当前的局面。他呼吁尽快建立官方的基于国别的“海外投资安全评估机构”，向企业无偿提供投资目的国的政治与安全信息。同时还要借鉴美、欧、日“官民并举”的做法，鼓励市场化的民间机构参与国际安全评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陆忠伟建议，将保护海外企业安全列入国家危机处理机制，同时，还应在私人保安公司的政策上有所突破，因为按照国际惯例，私人保安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发挥军队不能发挥的作用。陆忠伟特别告诫企业，长期以来，我们的宣传存在着一个观念误区，认为在很多国家“中国人是最受欢迎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激烈的国际商战中，只有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西班牙烧鞋案就表明了一种民间情绪，而西班牙政府只承诺依法惩治暴行，但始终未对中国受害者道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也认为，很多国家的政府对中国企业是友好的，但民间的评价却不高甚至是负面的。他说，企业降低海外经营风险，不能只靠外交机构和政府的事后处理。我们不能在国外市场卖了商品却失去了人心。中国企业一定要研究当地文化和民众心理。如果我们卖价高一点，拿出一部分利润做一点慈善捐助，就能改变中国人的形象。尤其在西方国家，教会和民众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远远重于经济生活，中国企业对此不可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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