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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干不叫饼干，叫“克力架”；点心不叫点心，叫“曲奇”；蛋糕不叫蛋糕，叫“派”。工厂没变，车间没变，机器没变，人没变，只要换一个名字，就成了流行食品、现代食品，畅销市场。
super market(超级市场)是标准的舶来品，家乐福、沃尔玛、普尔斯玛特、欧尚……洋market如今已经占据了中国80%的零售业地盘。在剩下的20%中，如美廉美、小白羊、华
冠等还在搏杀。
不过，小白羊们的理想一定和奥拓一样：我长大了，就是奥迪。
在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眼里，通用、微软、IBM、诺基亚无疑“在我眼里你最美”，韦尔奇的每句话都被中国企业家们揣在怀里奉为珍宝，许多人攥着拳头想：一定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从管理模式到公司形态、品牌语言到企业文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都被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拿来之后，能够为我所用吗？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摩擦时代，或者叫新的摩擦时代的初始。感性与理性交织，拿来与继承混合，洋话与方言杂交。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到底应该如何创造？当我们一脑门子沉浸在产品怎样开发、企业怎样合资、管理怎样国际化、融资怎样市场化的时候，站在更高层面上的关乎社会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显得颇为稀缺。
这个时候，有一些人提出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全球文化共生思路，无疑非常引人注目。 正因为如此，对正在紧张筹备中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本刊才不遗余力地予以参与和报道。我们希望这个思路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在更深入的层面中得到理性思辨。
这种思辨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基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道之沟通”能否为新的摩擦时代中中国未来的全球化生存开辟新的生存空间？
这也是一场摩擦风暴，它冲击的是人们的思想。
诚信的悖论
可以说，华商在全球遍地开花，华人更是在世界各地创造着惊人的商业奇迹。但是，华人企业中大规模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却不多，如李嘉诚般能够左右市场的企业更是寥若晨星。虽然世界500强排行榜上华人企业的名字并不鲜见，但大部分属于国有垄断型企业，其上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具备天然的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这个问题一直被研究者关注，而且给出了诸如历史太短、国外地域身份限制等答案。但是，这些答案似乎并不能让所有人信服，争论一直继续。 对答案提出异议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在历史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经商才能是和犹太人并称世界“双雄”的。
早在18世纪，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通过海上通道，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卖得比黄金还贵。山西票号作为中国民间金融的创始，见证了中国商人天生的想象力。 问题或许在于，我们的聪明某些时候有些过头。比如，我们太善于发现和利用别人所遵循的基于诚信的规则的“漏洞”，以至于会让人以“奸商”视之。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到今天，中国人做企业给人的第一感觉往往是：不可信、不敢信。树立诚信，依然是我们如今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企业问题，也是所有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在大会小会上都要拿出来论证论证表白表白的流行话题。
但是，诚信缺乏并非自古有之。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诚实守信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客观地说，中国有深厚积淀的诚信文化传统。很久以来，国人把游走各地做生意的商人称为行商，行商有两条铁打的规矩：一是诚信，一是不欺。中国商人把诚信与不欺视为天道，认为这是商者最重要的品行。
那么，为何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诚信危机？ 经济体制改革在实现了巨大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公众价值多元化趋势见强，合理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建立受到阻碍，社会失序现象不断加剧。 但是，仅仅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难以避免的“道德与经济”的二律悖反理论并不能解释诚信缺失的全部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恰恰在于：变革中对传统文化的迷失以及基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的动摇。文化的不自信很容易带来历史与现实的表象失衡，诚信的悖论仅是其中之一。
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构成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的大文化，大文化当中包容了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民族的大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结构，在历史演进中总是存在一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每一个民族的大文化实际上就是那些不受疾风暴雨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
中西文化中都具有诚信的素质，但两种诚信文化的内涵却存在差异。中国的诚信文化主要是一种道德规则，而西方的诚信文化主要是一种商品交易规则。中国古人的诚信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属于“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体系中的一环。西方的诚信文化主要是一种商品交易规则，着重强调诚信对人们商品交换活动的制约，要求人们在签订合同时不欺不诈，在履行合同时不折不扣。
这种差异的发展结果是，中国的诚信文化总体上没有转化为制度，只是在思想、道德范畴发挥作用，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西方诚信文化逐步上升为一种制度，超越血缘、超越地缘、超越国别，凝聚为全球通用的一些规则(如WTO规则)，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具体而刚性的作用，使人感到一生无所逃于诚信天地之网。
我们感叹李嘉诚的成功，但他的成功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成功，因为李嘉诚把儒家文化的精髓运用到企业的每一个环节当中。《远东经济评论》说：“有三样东西对长江实业至关重要，它们是名声、名声、名声。”“重信诺、重诚意、讲义气、宽待人”，这是李嘉诚成功的秘诀，恰恰是中国文化的诚信魅力。 于是，我们在树立现代诚信的巨大工程中便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重在拿来别人的有形的制度，二是弘扬自己传统中无形的道德素质。
二者兼顾当然最佳。但问题在于，我们急匆匆地将别人的诚信制度搬来，不加选择地放到自己的经济建筑中，表象的西化掩盖不了内核中文化的冲突，聪明的中国人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姿态，将其演化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世界通行的制度在我们这里有很多演绎成了北桔南枳，制度下的“潜规则”盛行，很多措施推行艰难，诚信在更高层面、更隐蔽的背景下被丢弃。
于是，很多人感叹中国人素质太差，天生没诚信。于是，文化变得更无自信，崇洋心态大行其道，似乎一个人和一个企业只要沾上个西方的边，在诚信上就会好一些。社会上和企业中的骗局，成功的有很多就是利用了“洋”伪装。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殊不知，文化的差异是这些制度不能简单摆放进来的根本原因。就像武侠书中的习武，要练成某种内功，先要废去自身所有的功力，才能重新来过。这是一种学习的方法，但风险太大，只适合奇遇者，不适合大多数人。利用自身已有的功力因势利导，才是人间正道。 只重拳术，不重内功；只重制度，不重文化；只重拿来，不重消化。这种错误我们一直在犯，现在还在犯着。
学习的误区
在西方文化思潮流行、自身文化缺乏自信的状况中，当很多中国企业在内心里将传统文化看作“保守”的代名词的时候，国外企业对中国文化却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他们借鉴其中的思想运用到企业经营中，《三十六计》、《孙子兵法》、《论语》这些中国古代专著成为一些西方企业管理者的现代“锦囊”。
这是因为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到巅峰的时候，开始逐渐显露出一系列弊端，如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的出现，使得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向东方寻找解决途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科学家李约瑟都在他们的著作里对中国传统文化寄予厚望，大力推崇其对未来全球社会的积极作用。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在《儒学的复兴》一书中更明确指出，西方文化的出路在于孔夫子。儒家文明作为举世公认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明主体，对于逐渐进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来说，能够显现出某种帮助西方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精神新境的文明价值。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着巨大文化差异的世界，差异不仅存在于生活方式中，更存在于价值观念里。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体系之间虽然存在共同性，但从根本上讲是不可通约的。任何一种对文化的普适主义情结，实际上都可能是对真实世界的误会。 植根于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西方企业管理制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永远停留在历史之外”(黑格尔语)的中国文化体系和完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孕育出来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如何直接吸收囫囵吞枣拿来的西方企业管理制度？我们至今也没有听说过哪个中国企业因为在企业规章制度中抄录了西方企业文化而发展壮大，倒是听到不少消化不良如鲠在喉的。
当然，如果我们看见有人穿中山装打领带配牛仔裤皮鞋，可以说他奇特，却不能说他滑稽可笑。没有人有资格去嘲笑一个企业的创新和学习。谁能肯定这种在今日看来奇特的装束不会成为明天的流行风尚呢？一切皆有可能。
中国人一向善于学习，所谓“师夷长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创造性地学习？如何用自己的文化将外来的经文转译成为自己可以理解、施行的制度？
世界各国的企业不论大小都具有明显的地域化和民族文化特征，虽然有些企业已经完全走出了国门，成为世界性的企业，但仔细分辨就会发现，他们固有的本国文化烙印依然在血液里。
更重要的是，这些世界性企业的成功带动了本土文化的传播，或者说，企业的成功其实就是文化的成功，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分不清二者到底是谁在带动谁。比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把它的碳酸饮料卖到了全世界，历经几十年而不衰，其奥秘何在？与其说是因为这种饮品在口味上得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普遍认同，倒不如说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开放、热情的美国文化在全球流行。而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那种又甜又苦的冒气的饮料几乎就是美国文化的象征。同样，德国大众公司的桑塔纳长期占领中国市场，也并非仅仅因为那种汽车的性能有多么出色，而是因为德国文化中严谨细致的特性让国人感到信赖。日本家用电器一直得以在中国市场畅行无阻，是因为它的专业性和人性化，而专业性和人性化的背后显现的正是那个民族的文化特征。
所以，当外面的商品和企业进来的时候，文化也进来了；商品侵占市场的同时，文化也在入侵。以商品为介质，异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实施着挤压。
商品搭桥，文化唱戏，这或许是我们应该特别学习的地方。这种思路下，重扬中国文化的命题就显得极为紧迫。遍布世界的华商应当承载起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同时，华商企业要真正在世界作大作强，更需要文化的支撑。
基于同一血脉，散布世界的华商心系祖国。但是，他们在海外却没有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的聚合。相比之下，同样客居异国的犹太人却能够紧紧团结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左右异国的经济，乃至政治。
与国内企业家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种孤立无援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恰恰是因为缺少真正产生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方案。如果企业家可以按照熊彼特的理论被重新定位为 “从事创新的人”，那么在文化传统边缘从事创新的人就可以叫做“文化企业家”。如果将企业文化分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三个层次，则中国企业家的职能应该从技术创新扩展为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层面上来。因为，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它所奉行的文化理念将成为影响其发展前景和未来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文化的力量
和平发展的中国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中国成为蕴含无限商机的魅力市场。当众多操着异国方言的高鼻蓝眼的淘金者纷至沓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中国首先应该是有着同一语言文化基础的华商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
经济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怎样传承、融合和创新？海内外华商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怎样同享中国世纪？如何将分散的华商汇聚起来成为一股更强大的力量？ 这是同一种血液的全球化生存，这是现今时代的重大课题。
“首届青年华商峰会”召开的目的就是试图解答这一命题。大会有别于“龙的传人”的精神聚合，也有别于侨联、工商联的政治聚合。
“这不仅仅是一次会议，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新一代华商领袖的商业网络和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更为有效、诚信的商业沟通与合作机制。” 大会的组织承办机构——国际EMBA俱乐部的创始人许晖阐释说，“大会必将有助于推动新一代华商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以峰会的形式来聚拢华人企业家，建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诚信、合作、双赢”为目的生态圈，无疑是新的摩擦时代中面向未来发展的全新思路。 这是一个文化路径的沟通，是道之沟通。 林毅夫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继续发扬儒家文化中创造性地吸收、融合外来经验的传统”。 摩擦风暴从思想领域刮起，在道之沟通上盘旋，应该更加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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