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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杨英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着重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决定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如何。
《决定》重申了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目前最为关键的问题，一是解决农民的就业，大力解放农业生产力；二是合理调节贫富差距问题。
在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民营经济会大有作为。
坚持这两个“毫不动摇”，需要正确理解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关系。
首先，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同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大环境之中，二者的博弈是正和博弈。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资本除了同民营资本竞争外，还要面临国外资本的竞争。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国外资本同国内资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千万不能存有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国有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这种想法。相反，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的这种竞争，促进了二者的共同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形象地说，这种竞争是兄弟之间的竞争，即使出现“兄弟阋于墙”的现象，但也不能忘记关键时刻携起手来“外御其侮”。
其次，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国有经济的不断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是良好的竞争环境。其次是良好的就业环境。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国有经济中劳动力的分流提供了较为通畅的渠道，减轻了国有经济的负担，减轻了社会就业的压力。以2002年为例，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4%，在城镇中的就业比重已经超过70%。
中国目前最为关键的问题，一是解决农民的就业，大力解放农业生产力；二是合理调节贫富差距问题，这一问题不单单存在于不同层次就业人员之间，更重要的是失业者与就业者的差距，特别是潜在失业的农民与城镇职工之间的差距，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解决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还是需以第一个为基础。
我国20多年的改革，主线是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到目前，我们的改革仍是沿着这样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如果仅沿着这条线走下去我们是否还有疏漏呢？显然，农村改革与我国经济发展并不协调，并且我们也认识到要跳出农村来解决农村问题。一个思路就是搞好城市经济，反哺农村经济，提高农产品价格就是其中一个做法。但巨大的农业人口，岂是靠反哺就能使其达到国民平均生活水平？狭义来说，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取决于两点：一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土地的自然潜力，二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农业劳动者的潜力。进一步而言，一是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二是让一部分农民真正地脱离土地的羁绊，无论这种羁绊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在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民营经济会大有作为。过去几年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缓解“三农问题”，但是收效并不显著。各国发展经验早已表明，为了使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上的农村脱贫，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舍此并无他途。我国人口众多，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1.5亿人左右。惟有依靠民间力量，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和关系国本的艰巨任务。事实也是如此，从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浙江、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情况可以看到，当那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转入了城镇非农产业，不但本地农村富了起来，还因为吸纳了大量外地劳动力，为他们提供大量货币收入而使其他地区农村的富裕程度有所提高。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之一，是要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实际就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具体而言，就是让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如果重要资源的配置不能由市场来决定，那市场经济的水平和层次就要大打折扣。
一个社会的资源不外土地、劳动和资本。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化水平极低，且不说农村土地征用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即使城市中土地营运的市场化水平、透明度也不高。再说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到底如何决定，现在仍没有解决好。还有，农民进城务工在许多地方还受到种种限制，他们想通过市场来决定其劳动力价值的机会都没有。
再说资本，利率市场化进程虽然迈出了步伐，但仍缺乏实质性、根本性内容。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力非常强大，或者说国有金融机构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据银监会统计，到2003年底，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仍垄断了银行业的绝大部分业务（60%以上）。另一方面的统计表明，1996-2001年非公有企业贷款额占存款货币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平均仅为4.3%，远远低于同期GDP的增长率；国际金融公司1999年在中国几个城市（北京、成都、顺德、温州）所做的调查也表明，私营企业自我融资额占其全部融资额的90%以上，而银行贷款仅占4%左右（私营企业的融资状况并不能完全反映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这里只是一种近似的说明）。
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金融机构的原因，也有民营企业自身的原因。但总的来说，民营企业的融资与它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极不相称。如何为已经撑起一片蓝天的民营经济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海外时常有些人拿满清军机大臣刚毅的一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来讥讽我们的一些政策。或许我们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同时，理应更加十分重视对内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能否为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世界银行2004年9月28日发布的年度报告《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为实现加速增长和减少贫困的目的，就需要各国政府减少各类企业（包括农户、小企业家、地方制造企业和跨国公司）面临的政策性风险，降低成本，消除竞争障碍。我国各类市场主体面临的政策性风险并不高，关键是如何消除竞争障碍。
如前面所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政府也在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力促这一问题的解决，但效果并不明显。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有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在于信用分配中政府信用膨胀现象的更加突出，在于“定向信用”问题（大量金融资源流向国有企业）的严重。海外时常有些人拿满清军机大臣刚毅的一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来讥刺我们的一些政策。或许我们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同时，理应更加十分重视对内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能否为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五四”之后，在梁启超、张东逊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论战。梁、张的主要观点是，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经济窘困，目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论战中，陈独秀等虽然反驳了梁、张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驳倒他们，只是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但怎样跨越资本主义这一问题，陈独秀们并没有回答，也回答不了。可以说，这一问题是我们至今仍然面对的问题。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的重要报告，提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而是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直到1952年10月，周恩来在同若干资本家代表的谈话中仍说：“毛主席的发展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到1956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可以说，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进程中断了。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十五大在所有制结构问题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这一重大突破，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补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课。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从五四以来一直困扰于心的如何跨越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突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五大提出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十六大党章把总纲部分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修改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制定了符合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政策，我国的经济建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十五大在所有制结构问题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这一重大突破，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补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课。
今天回过头来看，1956年之后，中国面临着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完全照抄照搬当时苏联模式，其结果可能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式的改旗易帜，我们庆幸没有走这条路；第二种选择是我们所走过的路，这是一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想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却走入了歧路，结果是没有摆脱苏联的模式；第三种选择是直接走上1978年以后的路，但就当时的理论认识和国内外发展环境而言，根本不可能。或者也可以说，没有自那以后20年的巨大灾难和错误，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我们也不会走上今天的正确道路。历史是必然的，规律是被人认识的而不是被人改变的。我们需要重新补课，补发展生产力的课，补适应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的生产力的课。我们当然不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从五四以来一直困扰于心的如何跨越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突破。当然，突破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
我们相信，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以后的后人会比我们更有能力、更有魄力、更有勇气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执政水平也将在这一前无古人的探索过程中得到加强和提高。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标题为编者所加）（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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