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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一为世俗主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超强重视；一为清高务虚者恐避不及、汰之若粪的极度鄙夷和否定--不是太实，就是过虚。务实者出于贪婪不会舍让私产，清高者出于囊虚又无实可捐。不管怎样，在对待财物一事上，中国文化始终没有缔成一种真正优雅的理性态度--结实地拥有与从容地出让相和谐的资产观。
王开岭，男，1969年生，祖籍山东滕州。
著有思想随笔集和文学评论集《激动的舌头》
《黑暗中的锐角》
《有毒的情人》
《跟随勇敢的心》
《精神自治》等五部。
曾做教师多年。现任央视新闻频道《社会记录》栏目指导。
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主流无疑是入世和功利的，其内容蕴藉着高度的物用性、臣民性和家族性，嫡亲和血缘组合一直扮演着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生命单元，无论权力、荣誉、财富，还是其它资源的继承、交换和重组，都被严格限定在这个狭仄的单元内进行。中国世俗极为重视家产的继承和守护--任何一点流失都会被视为不孝、不才和愧对祖宗。中国文化中有一些重要的日常内容，即围绕如何防止资源从家族单元和宗门局域内向外流失来确立的--比如门当户对、传男不传女、满汉不通婚等等……这无疑给我们的生存面貌笼罩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比如宅院形态上那种戒备森严、密不透隙的围墙、深院、门楼、屏墙，在资财贮藏上那种机关算尽、玄机重重的夹墙、密门、暗匣等细节(这一点，在今存的山东滨洲魏氏庄园的设计上一览无遗)--其实就是一种在财产守护上的高度警惕和戒备防范之表现，反映了主人的一种生存姿态，一种担心窥视和对外界的排斥心理。乃至今天，我们的现代住宅也习惯于接受防盗门、防盗网的层层包围(除了安全考虑，更是一种围墙文化在作祟)。而在西方，庭院设计则多为开放、敞露的，更有一种阳光的味道。
也就是说，在财产上，中国文化有反流失、反疏散的天然而顽固的一面，这恐怕是捐赠文化难以形成的最深层原因了。它决定了国人对待资产的态度趋于保守、自闭和内敛。打个比方，如果说，西方宗教文化下的资产态度是发散式、外扩式的凸，那么我们则是河蚌式的紧缩式的凹。
或许有人质疑：我们不是也有仗义疏财的古训和匡危济世的遗风吗?
不错，自古以来，在士人骚客的诗词歌赋中，济世情怀的抒发可谓比比皆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但仔细思察不难发现，这些济世豪迈多发轫于一种落魄与无力的焦灼，寄托的不过是士人对政治清明的奢望，而济的方式也多是才略之谋，少有在舍财层面上来操作的。比如说，一个人可以满怀治国安邦的激情和拯民于水火的良好愿望，但并不意味着他肯将自己的家财拿出来疏散。一个清正的好官，一个伟大的诗人，也可能是个物质意义上的吝啬鬼……如此的济世与物资割舍意义上的捐赠文化几乎不搭界。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可惜的是，独善的例子可谓多矣，济天下者却寥寥无几--至少以财富方式济天下者少之又少。有时侯，其物质实力甚至与社会承担力成反比，即便像明代大画家董其昌那样的高士名流，竟也甘于做个锱铢必较的土财主，在财产上表现出极度的贪婪和狭私，甚至沦为横行乡里的一方土阀。
再者，中国世俗生活中，虽也不乏灾年设粥场一类的施舍之风，但与西方的捐赠文化和公益传统毕竟有质的差别--
施舍方式和财额比例皆相去甚远。西方人捐赠多是受信仰的启示和驱动，比如1919年，30岁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后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毅然放弃遗产继承权(本来他将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是因为他聆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你若愿意做完全的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马太福音》)，之后，他去奥地利的偏远乡村做了十年的小学教师。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大户望族在赈灾、进香、拜佛等活动中虽不乏慷慨之举，但这种有限的施舍丝毫不影响他们平素的吝啬。也就是说，捐赠只在特殊时刻特殊对象面前才偶尔为之，根本算不上一种日常方式和生存信仰。尤其在大额家产上的紧捂姿态丝毫没有松动，这在遗产问题上尤其显著--无论平时的守财奴还是大善人，对遗产的处理方式空前一致：一种绝对的不动产式的继承关系！一种绝对封闭的移交方式！在中国传统的人物事迹中，你几乎找不到一个把财产交由族外的例子。
施舍动机和投入方向有异。中国封建大户们平时的义举，往往仅为满足一种家族式的虚荣，图个好名声罢了，且并非无偿，而是索取式的--比如对百姓的施舍，是为了安邻，给自己打造一个友好而安全的周边环境，对寺庙的捐赠则为祈求神灵保佑、祛祸免灾。相反，欧洲人的捐赠习性除了受信仰指使外，多源于主人对某类事物的热爱、崇敬或受了正义心理的驱动，比如资助艺术创作、文化活动、科学实验和基金会等等。前面提及的维特根斯坦家族就一直有着为公益服务的悠久传统，一战前夕，这个家族乃欧洲最著名的艺术施主之一，它资助过众多作家、画家、诗人和艺术活动，像音乐家马勒、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等都是其荣誉客人。直至战后，家族的其它成员仍继续倾力于救济和教育等福利事业。可以说，类似的公益传统在欧美一直源远流长，在我们熟悉的艺术家、科学家和作家名单中，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受惠于该传统的例子：斯宾诺莎、卢梭、柴科夫斯基、纪伯伦……而诸如诺贝尔等世界著名的科学和艺术奖，其源头无不源自个人和民间。而且，这些对世界文明发展影响深远的私人公益活动，除了精神的答谢和后世的纪念，可以说，它们是没有任何利益索取的，其动机的清洁和无私是毋庸置疑的。更由于它们始终以绝对的民间方式运作和传承，其好处即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扶助与奖励的公正性和纯洁性，摆脱了官方色彩，不受权力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操纵，从而更完美地实现其物质和精神的激励价值。
而在传统中国(甚至在当代)，皆很难见到这种以私人为源头的公益清流--今天中国的富人不可谓不多，个人捐助也形式多样，但有多少真正独立、公正和有效的慈善投入?又有多少纯民间的对艺术和科学的资助?虽然我们古代也有官宦土阀聚养门客的做法，但那只是一种出卖与收购的等级依附关系而已。
除了文化和信仰传统的原因，还有重要的一点：中国社会环境下，私产的合法程度和安全性远远不够！这使得国人早早养成了不露富的习惯，这就给私产的公开化带来了障碍--而私产的公开化恰恰是捐助文化的重要基础。
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说法：中国历史的进步是靠阶级斗争推动的。无论你是否同意这进步的命名，至少有一点很显然：两千年的封建历史确实以农民起义为链扣，以自下而上的暴力颠覆为起承。而起义之原始动力和热情都来自于杀富济贫，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朱元璋、李自成，均田地、同富贵皆其号召力所在……可以说，剥夺私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中国两千年的天空。休说乱世，就是在朝权稳固的时代，大户私产也是不安全的，一旦引起权力的垂涎和妒嫉，厄运即不期而至，政治凶险使得那些富家望族动辄得咎，遭遇灭门抄家、尽充官府的命运。晋代金谷园的石崇不就是因富遭妒进而诛的显例吗?而在西方，这种对私产窥视意义上的革命行动确实不多，至少构不成普遍性。西人对私产的怀疑和敌视远不像我们这儿如此强烈。在欧洲，随便哪个王朝，私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社会舆论和体制律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托举和支持。
中国古人对资产的出让和转移，主要路径不外有二：捐官和犒神。目的都只有一个：寻求权力(皇权和神权)的庇护！没办法，对环境的恐惧所致。比如，一个地主有了点资产后，当务之急即筑墙砌院，招募家丁保镖，算作自保--即使不忧惧官府，也担心邻里和贼寇。然后呢?就得想着法子捐个顶子来，混个一官半职做护身符。即便条件不允许，那也得拿银子孝敬父母官，和衙门结成友好对子。当今有些不明不白率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想方设法混个代表、委员之类的头衔，也实出同因--表面上慷慨无比，实为忍痛割爱，另有隐由。其视角不是向下，而是仰上的。并非体恤民生，而是一种媚权邀功，求一顶保护伞，所谓破财免灾也。
所以，一旦当私产得不到制度和环境的有力保障，得不到民间舆论和世俗人心的肯定，那公开的捐赠也就等于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了。明朝周庄的沈万三不就是因不谙此道而捐了脑袋吗?
总之，纵观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先民时代有过孔子那样纯真和健康的财产观(比如其言：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但遗憾的是，被后人发扬光大的圣人之学，皆成了被权力者筛选过的意识形态成品，许多合理辩证的元素反而被剔除了，中庸最终沦为了犬儒。乃至后来，在对物的态度上，文化历史中只剩下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一为世俗主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超强重视；一为清高务虚者恐避不及、汰之若粪的极度鄙夷和否定。相对于前者对物的贪婪与疯狂，后者的洒脱不羁也难免失于极端，谁又能保证这缥缈不是另一种虚脱呢?前者往往使人萎琐成犬，后者则有诱人入幻之险。不是太实，就是过虚。我们似乎很难做到务实与务虚的有机结合。所以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务实者出于贪婪不会舍让私产，清高者出于囊虚又无实可捐。不管怎样，在待物一事上，中国文化始终没有缔成一种真正优雅的理性态度--结实地拥有与从容地出让相和谐的资产观。一方面，这和封建体制下财产的安全性及个人独立支配财富的能力有关，同时又和极度实用或务虚的传统文化习性以及缺乏超功利的信仰支持有关。在我们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中，一面忽视个体价值和私人生活内容，一面却拼命地维护私己所得--暴露出一种精神的灭己性和物欲的狭私性--精神上对个体性的忽视与物欲上的私己性守护形成强烈反差。上海证券报央视新闻频道《社会记录》栏目指导王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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