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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参加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竞争力问题的座谈与研讨。上周应邀在同济大学发表题为“如何看待城市竞争力”的演讲，听众是无锡市的党政领导干部———也就是这座城市的治理者们，我和他们交流了我对城市竞争力的理解。其实，我本来并不关注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只是朋友中的经济学家特别在乎我能够关心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记得较早的是我的同事周振华教授和陈维教授，他们因编撰《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搞了个国内大城市竞争力的排名，用他们自己提出的一系列标准进行打分，结果自然是上海得分最高。
今天，读者们看到的是另一位同事郁鸿胜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他长期研究第6城市群及其个体，相信他的判断会引发读者的共鸣。前些天，上海还召开了第16次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其主题是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我也有幸接触到了很多新鲜的见解。在这次会议上，有位叫克劳罗斯的学者（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也贡献了一份国际53座城市的竞争力排名，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排名第25位，新加坡和香港则列第一和第二位。也有学者认为此类排行榜没有什么意义，但我还是认为排行是种比较，而只有比较才能找出差距，差距则是前进的动力。
如果让我也来为第6城市群寻找差距的话，我认为该区域的软肋当前突出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政府部门的政绩和公共意识之间还有待实现和谐的统一。政府要做事，官员谋政绩，中外古今都是天经地义之事。何况共产党的干部投身的都是改革开放的伟业，但为何在轰轰烈烈之余，还时时传出得不到群众理解的声音呢？说白了，也就是政绩意识和公共意识还须加强融合。以前，毛泽东主席曾经常告诫党的高级干部“群众利益无小事”，为此要做事前充分发动群众，赢得大多数人的信任，并且还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少数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但现在我经常发现，有时干部在做好事的时候也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就是沟通机制上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官员只会低调，不会主动积极地和社会各界进行有效的公关活动。没有沟通，必然产生隔膜，最后在利益结构调整之际往往会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我曾经设想在上海某个区创立一个公共论坛，让官员和社会各界的代表能够经常性地就地区发展的瓶颈问题进行讨论，一方面可以集民智，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公共意识的形成。但我的设想，目前还没有实施的可能性。
2.人民城市人民建还是开发商建，目前还没有相对统一的看法。我认为，人民城市当然要在党的领导下，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来推进建设。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理解的城市大多数人的概念是指原住民。比如说，农村突然按规划要变成城区时，决策者应该充分地为农民转变生活轨迹后的一生着想，并以此目标来进行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关于原住民的利益，我们的官员往往考虑得不够充分，其间就有开发商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如崇明岛大开发的序幕已经拉开，在岛上居民收入明显低于上海市民平均线的条件下，控制当地房价上涨自然就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了。我们不能听任开发商们制定规格高得离谱的“发展规划”，然后吸引外来精英入住，质变人口构成，提升房产“消费能级”，末了形成原住民相对贫困化现象。这就是得不偿失了，而且还会形成长时间的社会问题。也有学者和我说起过巴黎的例子，巴黎在经济起飞时完全采纳了开发商们的思路，以地价、房价的攀升来扩大利润空间，同时吸引世界各地富翁居住在这一欧洲的文化中心城市。而巴黎的原住民很多被迫迁到里昂，那里的生活费用低，房价也只是巴黎的一半左右。这种例子在其他西方国家还可以找到。只是我还无法设想这种开发模式能够适合中国国情。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1月12日 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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