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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春阳
一个9岁的女孩死了，死于她的母亲之手。这个母亲为什么如此残忍？只为，这个女儿是个“野种”——不是她与丈夫而是与“姘夫”生的，而丈夫已有察觉并已偷偷带女儿做了“亲子鉴定”，这个母亲要毁灭证据，于是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毁灭掉了。
这样一出人间惨剧，日前在《法制日报》的《法治播报》上播出。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该节目从头至尾，找不出一句对“亲子鉴定”的微词？那个母亲当然狠毒，但为什么那么狠毒呢？她“怕”的是什么？不就是怕“奸情败露”，怕“身败名裂”，或者其他不可预知的后果？
我不是要说是“亲子鉴定”夺去了一个9岁女孩的生命，但我却要说，“亲子鉴定”的无序，“亲子鉴定”的缺少法律规范，“亲子鉴定”缺少对女性权利、人格的尊重，正是这出惨剧中的凶手之一。
11月8日《北京青年报》有一则题为《认亲不一定要滴血》的报道，也是有关“亲子鉴定”的，其中一个小标题让我眼睛一亮：“鉴定时一家人都必须到场”。报道引“肖主任“的话说：“在做亲子鉴定的时候，夫妇双方和孩子都必须到场，并带着身份证，如果需要打官司，还要带着司法部门的委托书。”但再读读下去却让人沮丧得很：“如果仅仅是父亲带着小孩来做鉴定，医院就只能通过电话告知检查结果，即使出具书面证明，上面也只写被鉴定人的编号，不写名字，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不具备法律效力”而已，而女人的权利、女人的人格尊严就这样在她一无所知的情形下被践踏了。
其实对“亲子鉴定”进行相应的法律规范，有何难哉？“肖主任”的前半段话就十分地切中肯綮。而受利益的驱使，那些民间的或由法院、公安局指定的亲子鉴定机构总是按“肖主任”的后半段话操作的。
每看到“亲子鉴定”还有“胎儿性别鉴定”，我总会联想到鲁迅先70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
Ｂ超，是用来察看胎儿发育状态的，中国人却用它看性别；“亲子鉴定”，是用来确定权利关系的，中国人却用它检验女人的贞操。不知有多少胎儿因被“鉴定”为女性而不能“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也不知有多少女人被丈夫怀疑不守妇道怀了“野种”——在高科技的Ｂ超与ＤＮＡ面前，女人的地位尤其相形见绌，从生命的价值到人的尊严。
也许只有在我们这里，“亲子鉴定”才会成为“生意”。据说“亲子鉴定”的广告都已打到公交车身上啦。中国“亲子鉴定”除了主要用于“鉴定”女人的贞操之外，像高峰、王纳文纠纷中的那种“亲子鉴定”只能算中国“亲子鉴定”的副业。也许在一些人看来，“亲子鉴定”将有助于重建“妇道”，从一些相关报道中总可读到专家学者对当前女性道德的忧心忡忡。当然，也有一些让人“高兴”的信息，来自各“亲子鉴定”机构的数据显示，90％以上都是“亲生”的，大多数妻子还都是很守“妇道”的。每看到这类新闻，我总感觉到一丝苦涩，总要将如下几个词连在一块：“守宫砂”、“处女膜”、“亲子鉴定”。女性的“贞操”之累真可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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