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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马宇
邮箱：mayu1994＠vip.sina.com
利用外资，因为其独特的经济作用及其关联效应和象征意义，而有了异乎寻常的并且不可替代的转轨经济的标本价值。1990年代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掀起了新一轮对外开放
和利用外资高潮。1992年后每年批准设立的外资企业就达到了数万家。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国体之忧”，随着宏观调控的开始，1995年前后，国内对于吸收外商投资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激烈争论，企业界、学术界、媒体、百姓以及政府部门都广泛介入。此时，利用外资的“度”的问题被正式提出。
遗憾的是，这些争论至今为止也没有拿出一个“合理规模”，更没有出现站得住脚的科学论证。而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规模，却从1994年的338亿美元增加到了2003年的535亿美元，外商投资存量也从1995年前的973亿美元增加到了2004年8月底的5450亿美元，增长了4.6倍。除了那些不能量化分析的指标，外资“度”论者质疑的压抑民族产业发展等等结论并没有得到实践的证明，反而被实践所否定。但那次讨论，却直接影响到了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制定和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吸收外资没能取得更好发展(实际上有几年急剧下滑，1993年合同外商投资金额1114亿美元，1999年降到了412亿美元，2000年后才止跌回升)。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底、1998年初的国务院外资工作会议对利用外资给以明确肯定，争论才得以暂时平息。
不知道是实践不等于学术，还是学术太脱离于实践，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度”的争论，在今年被再度提起。虽然其规模、影响与1995年前后那次远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也掀起了一些波澜。某些看似有理的观点和论据，对吸收外资的认识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具体操作仍有负面影响，笔者作为一名外资研究人员，依然觉得这个问题有再论的必要。
笔者对于利用外资规模的基本观点一向是：没有所谓的“度”——只要是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外商投资，越多越好。笔者甚至把部分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因素都排除在外，理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存在修订滞后和限制过严的问题，有时并不符合我们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需要，本身就不合理。何况在经济转轨时期，实践突破不合理政策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如今我国市场经济已有了相当发展情况下，政府如何对外商投资这样一个市场化要素进行完全的数量控制？因此在论述外资“度”这个问题时，不能忽略我国现时的国情。
其一，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速度快，市场空间潜力大，并且中国人(企业)具有不可限量的创造力，这就使衡量外资“度”的变量多而且不确定性大。外资的多少、利用得好坏，主要不在于控制不控制，而在于我们自身做得怎么样。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企业束缚死了(如以前那样僵化的企业机制和政府管理)，即使外资不进入，我们的企业也没有竞争力；而如果我们的企业改革到了位，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就没有害怕的理由，不用说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就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是有目共睹。
其二，我国是转轨经济，经济发展质量、有关要素发挥效益的高低，根本上说来取决于转轨的速度和程度，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越快，则经济发展质量越高、效益越好。而外资恰恰对于我国经济的转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笔者一直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甚至更宽泛的领域所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制度供给”。而外资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单表现在微观(如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更表现在宏观(如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法律政策体系建设)；不单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如观念更新等。外资进入越多，则对转轨的推动越大，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越快，我国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越快，利用外资的能力也就越强，外资的正面效应发挥也就更好。这从我国20多年利用外资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已有了极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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