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对于中国汇率问题的讨论又开始升温，处于总统竞选阶段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了赢得选票开始就人民币问题向中国施压，而欧盟和日本则因为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也想借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转嫁责任。在当前石油价格一次次创出新高之时，中国CPI超过5％已经有通货膨胀之忧，而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中国要不要追随美国加息，更重要的是中国要不要调高人民币汇率，在眼下这个关键时期成为了最热闹的话题。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经济系的张欣博士长期以来关注中国经济的转轨，并对汇率和最佳通货膨胀率有深入 的研究，在此关键的时期，我们就当前加息和人民币升值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作为一个研究者，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和全民福利的华人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样，但他的结论都是出于严谨的思考。

    《证券市场周刊》（下称《周刊》）：现在讨论最热闹的是加息的问题。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加息，但也有观点认为不是要加息而是要减息，因为前一段的行政调控手段造成经济过冷，经济可能会紧缩。你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张欣： 我觉得加息是要考虑的，但是说起来，里面有很多变量。我还是从故事的源头讲起。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加息呢？是因为有通货膨胀，这使得实际利率是负的，大家就更加不愿存钱而想把它用出去。那么通货膨胀就要不断加速。通胀的时候要维持正利率，就要加息，这样就可以让钱退出流通领域，储存在银行里面，就可以造成总需求的减低，之后通胀的压力就会减少。

    为什么会造成这次通胀呢？我觉得很多人没有讲到关键。实际上，万恶之源就在于人民币汇率严重偏离其均衡价值。由于人民币低估，引起热钱涌进中国，去年外汇储备增加了1000亿美元。中央银行要把等值的8000亿人民币抛出去。央行可以对冲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变成了新增加的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就算乘以2吧。货币供应就增加了1万多亿人民币。现在利率又这么低，加上中国股票信用危机，这么多热钱要找出路，就自然涌入房地产，就引导整个房价涨起来了。

    现在一种说法是归咎于温州人宁波人炒房。他们有这么大的力量吗？一个炒房团，算他能动员10亿元好了，能把上海的房价炒上去？为什么他们过去不炒？除了市场，没有任何个人能有这么大的能耐能组织这样的炒房团。

    浙江沿海包括长江三角洲，很多企业过去出口的时候要套美元，把外汇存在外面，现在一看人民币可能要升值，就用很多合法非法的办法，将钱挪进来换成人民币，然后就投入房地产。这样就把那儿的地价房价全炒起来，结果弄得宁海这样的小地方一亩地也要400万人民币，比当时上海近郊还贵。然后看杭州、上海都不贵，就去买，房子一路热起来。然后和房子相关的原材料水泥、钢铁、煤等都会涨上去，同时运输的价格也要涨上去。归根结底是汇率不对。你偏离市场，偏离一时是可以的，长期就不行了。暂时离开均衡值可以，长期离开均衡值，市场会用各种渠道把它恢复过来。人民币不升值，中国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就相当于人民币的贬值，总是要通过某一种渠道来使市场恢复均衡。

    《周刊》： 人民币汇率不调整的情况下，加息有多大的作用？

    张欣：如 果加息，暂时可以把国内市场的货币吸收过去。但在国际市场上会存在问题，看到人民币可能要升值，同时又觉得人民币现在的利率高了，就会用更多的办法把人民币送进来。现在国内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如果从海外寄钱过来，不能马上换成人民币，有一个额度，除非你马上买一个房子，把买房子的证件拿出来。不然就有一个每次1万美元的额度。通过这种方式一步步去堵，问题非常大。如果人民币调整一下，情况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具体怎么调当然又是一个问题。我也可以理解中央为什么迟迟不敢动，因为这里面牵涉千丝万缕的其他后果。不过我觉得不调问题更大，比如说调高人民币汇率，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减少。因为企业进口的原材料就相对便宜。如果要调整人民币汇率，我建议是人民币一下子调到位。现在国内有些人说把人民币放开调整的区间，这不行。一下子调到位比较好，而且调到之后要守住，否则热钱还会进来。中国进口现在是逆差，就是因为热钱进来，再加上通货膨胀，又加上国内企业发展对原材料有大量的需求所导致的。从去年开始的宏观经济过热，实际上的根源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至于你提到的加息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光加息不调汇率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加息对国内宏观调控会产生积极作用，但对外部市场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因为加息以后人民币会更有吸引力。如果汇率对，加息是非常有效的，可以把货币回收并抑制过度的需求。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你的真实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应该保持正的。现在的实际利率为负，这时大家就觉得存款不划算，不如买房子保值。现在的CPI是5%，要把利率调到5%以上才能保持正的利率，那么这个利率就比美元的利率高很多。那就会引起更多的热钱继续进来，所以现在的万恶之源就是汇率不对。

    《周刊》： 国外资金进入中国的正规渠道比较少，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外，只有QFII，但QFII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前一段时间QFII那些机构额度比如批了4个亿额度，可只用了2个亿，其他都存在银行里面，对这种行为，外管局很不高兴。

    张欣： 虽然中国资本账户的资金出入不是自由的，国外资金进入中国还是有很多正规和非正规的渠道。海外华人还可以直接寄钱进来。对于这些热钱的涌入，政府现在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行政手段，如规定每次一万美元的额度。

    《周刊》： 你认同使用行政手段吗？

    张欣： 行政手段肯定不是一个经济上合理的办法，政府可以把这些东西一个个管制起来，但是市场有对策。政府可以不采用经济方法，但是市场的力量强，你没有办法向市场挑战，只能因势利导。

    《周刊》： 这些热钱为什么不去投资股票呢？

    张欣： 现在进来的热钱不去炒股，因为海外机构知道中国的证券市场和上市企业不规范。华尔街对中国公司的评估很多是负面的，我看到一个讲法，就是按照西方的会计制度，中国上市公司可以说是没有一个真正赚钱的。所以中国今年几个公司的IPO全部失败。最有意思的是做芯片的中芯国际，本来华尔街都很看好它，因为觉得它比较规范。但因为财务问题，结果上市不成功。中国企业在IPO不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它们的报告可信度低，监管也达不到国际标准。现在中国货币被低估，有这么好的机会，按道理说，会有热钱去买中国股票的，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热钱进来都去炒房地产，因为这些投资者觉得房地产保险，而中国股票不保险。这就是中国股市没有炒上去的原因。而在泰国和印尼金融危机前，都是证券市场先被炒起来。当然，热钱中有一部分是买有稳定收益的中国政府债券，还有部分热钱是存在中国的银行里。

    《周刊》： 前几天，周小川会见G-7国家财长时说人民币汇率要引入市场机制，似乎是要放开汇率，但没有给定时间。

    张欣： 中国的金融体制脆弱，人民币采取完全的弹性汇率机制没有条件，等于自杀。但是人民币汇率又必须向市场均衡价值调整。应该一次性调整到位，然后守住。这样做的好处是防止预期的形成和更多资金的流入，避免预期造成的强化周期波动。

    《周刊》： 中国不调汇率主要就是怕影响出口，因为出口是GDP增长的很大部分，还有考虑到就业问题。

    张欣： 中国调整汇率并不一定恶化中国的贸易收入。很可能是中国按美元计算的外汇顺差会增加。为什么呢？这种事情发生过，比如日本，日元从360元兑1美元涨到最高的80∶1，日本对美国按美元计算的出口顺差反而增加了。这是因为，在汇率调整开始的时候，外国进口商不可能一下子不进口中国的货物而去进口其他国家的货物，这需要一段转换的时间，而且中国商品可能比墨西哥便宜50%，即使调高30%还是便宜。因为进口商要考虑稳定的供应、风险等因素，进口的量可能就少了。但如果数量减少10%，而人民币升值15%，实际上是进口国以更多的美元买少量的人民币货物。所以我们收的美元更多。同时，进口的原材料更便宜了。这里面是一个需求价格弹性的问题。如果弹性小于1，人民币升值1%，对中国购买产品的减少小于1。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最有讽刺意义的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其实是利大于弊，对美国是弊大于利。但是两个国家的流行看法却是倒过来的。美国人要中国升值，中国要不升。对美国，一个是需求弹性的问题，一个是金融上的问题。美国今年是创纪录的40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么大的财政赤字为什么不通货膨胀。很大的原因就是靠日本和中国来支撑。中国买1000亿美元国债，日本买1000亿美元国债，一下就把一半的财政赤字买过去了。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元就贬了。中国用少量的人民币去买它的国债，然后会造成美元的抛售，这会让美国发行国债的成本更高，利率和物价上升的压力更大，问题就大了。因为现在美国正在经济恢复时期，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大。美国财政部长肯定明白，人民币升值对美国进出口贸易、金融有很多负面作用，但是他们要做给选民看。

    《周刊》： 回顾中国25年来的发展，大多数都是成绩，但从银行的呆坏账来看，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25年的发展留下了一大堆的呆坏账。

    张欣： 很多东亚国家泡沫经济一旦破灭，呆坏账都很多。在经济泡沫的时候，大家都要投机，只是看哪一个人最后接盘，他就倒霉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开始有泡沫了，一旦泡沫去掉，呆坏账肯定要增加。所以不能让泡沫增加太猛。新加坡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一旦有泡沫，就采用各种手段把房价压下来，比如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出售、增加购房现金的数量等，这都是有效防止房地产泡沫的方法。

    再回到上面讲的人民币汇率对出口的影响问题。人民币汇率上涨会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我刚才讲的就是，虽然收入的美元多了，但出口的数量减少了。出口数量减少会造成就业的压力。但我想这个减少是有限的。中国商品的价格比那些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还要低很多。所以不用怕升值会严重影响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但问题是东西贵了，海外消费者买得少，出口就少，出口企业就裁员。这对中国现在已经比较严重的就业形势来讲，是一种负面的影响，但我认为减少并不会很大。

    《周刊》： 这里面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因为国内经济要保持一定的发展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不良贷款率的问题。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靠外需，而中国的内需一直没有调动起来。

    张欣： 内需的问题可以这样看。从1997年到2000年，我们觉得内需不够，大量的存货卖不出去，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现象，同时存款大量增加，大家有钱不用。如果这些东西都存在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定是内需不足。这时候只要有一点点通货膨胀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内需不足跟中国文化有关，也跟中国的社会保险有关。另外，经济发展太快的话，消费调整有一个滞后效应。但是，去年开始情况就变化了，变成经济过热。

    《周刊》： 中年一代的消费水平也没有升级，可能还停留在原来那个年代。新一代升级快，消费力量比较强。现在最关键的是农村人口，他们可能买不起彩电但有需求。

    张欣： 农村的人口占60%多，其中80%的确水平是很低的。但是不要以为他们有多余的钱就会去用。因为他们要考虑很多更不稳定的因素，所以要省。如果解决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免除其后顾之忧，消费就会增加。中国是一种二元经济模型，农村是无限制劳动力供应，要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办法就是加快吸收剩余劳动力，加速城市化，把大部分人转换成城市居民。但这至少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

    我们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两个结构的调整，一个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个是就业结构的调整，服务行业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在服务业的就业滞后。譬如，中国劳力在服务业的就业百分率比印度要少10%，但印度经济按GDP看比我们落后不少。如此计算，中国的服务业至少还可以增加8％-10%，那样就可以吸收5000万多余的劳动力。印度现在把大量美国的办公室服务吸收过去了。中国也应该重视发展服务业的出口。中国人的英文不像印度人那么好，在这方面竞争能力要差一些，但中国还是可以做一些软件和会计方面的事情。

    《周刊》： 你做过最佳通胀率的研究。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还是你当时那个结论吗？就是中国的最佳通胀率是在4%。

    张欣： 我当时是根据中国历史数据，计算出通胀与增长的关系。然后对中国经济学家作偏好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最佳组合是通胀率为 3.86% ，相应的增长率为 8.7%. 如果中国的通胀率稳定在 4% 也就算了，但是目前似乎有上升的趋势，这要引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