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发展非国有经济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积极推动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在新形势下对公有制的重新诠释，不仅解答了公有制如何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大理论难题，也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操作指南。

    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意味着在肯定了传统独资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之外，国有、集体和民营等各经济成分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并且成为了主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主体的多元化目标，意味着必然要引入各种形式的非国有资本。而在改制后的企业中，即使是国有经济同非国有经济的混合形式也将是多样化的，“需要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而不需要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则可以选择参股或者全部退出。

    只要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就必然产生除国有资本外的非国有资本也成为产权主体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既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那么以股份制为主要实现形式的产权改革必然要求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以及其他非公有资本相混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在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非国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势为必然。

    准确定义民营经济有利于国企改革成功

    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民营”一词的界定还不是很清晰，有时甚至刻意淡化、模糊这一概念。而当前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的争论，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源于对民营化、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等概念本身的混淆。最初，民营一词是相对于国营而言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关于国有国营和国有民营的讨论，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国退民进战略性调整的推进，民营化进程似乎就等同于私有化进程。在这里，民营一词已经从原来的经营权范畴上升到了所有权范畴。似乎是这样，民营化就意味着私有化，民营经济就是私有经济，国退民进就成了国有经济退出、私有经济进入，以民营化为导向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果真如此，则将是对民营化和民营经济的莫大误解。我认为在当前，民营经济其实是一个较之私有经济更为广义的概念，它除了包括私有经济之外，还应该包括集体经济，尤其是还应包括民营经济中的股份制经济，这才是对民营经济较为准确的理解。我将集体经济归于民营经济范畴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做出的判断。一个常识性的事实是，集体经济的资产是不进行国有资产登记的！因此，我们在承认集体所有制属于公有制范畴的同时，也应该承认集体经济有别于国有经济的现实。集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不可否认地也存在着产权不明晰的弊端，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民营经济的现实。

    现实中，民营经济往往被视为国有经济的对立面，从而也就有了“国退民进”的提法。由此可见，民营经济基本等同但不完全等同于非国有经济。严格地说，非国有经济的概念范畴更为准确，其除了包括集体经济、私有经济和股份制经济外，还应该包括外商投资经济成分等。一方面，从国有经济的对立面而言，非国有经济较之民营经济的表述更为准确；另一方面，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用非国有化而不是用民营化来描述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更有利于澄清一些由于概念混淆而产生的问题。

    澄清这些概念，准确理解民营经济，将国有企业改革理解为非国有化进程，这些都有着重要的实现意义。从改革初始，私有化为最终目标的产权改革就不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惟一出路。事实上，不能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简单理解为只是进行产权改革。尽管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更多地是侧重于产权改革，但不可否认地是，通过不断打破国有资本的天然垄断，发展民营经济，尤其是通过加入WTO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各企业主体的内外部竞争环境也在逐步改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其他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格局正在逐渐形成。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逐步在走向市场化，这种改革进程并没有局限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中，而是在不断的改革和实践，在避免了俄罗斯式改革弊端的同时，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可以说，我国国企改革进程自始至终并没有过多纠缠于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改革的推进实质上是通过不断发展并引入非国有资本，通过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竞争而逐步实现的。因此，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过程本身就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更深层次上，正如樊纲先生所言：中国现在遵循的渐进改革形式，就是先不改革旧体制，在保持旧体制的同时积极发展新体制，新体制的产生和发展又促进了旧体制的改革。因此，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及其对GDP的贡献程度的逐步提高，必然会提高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缓解国有企业改革压力，并降低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本。

    事实正是如此。这里，我们可以考察几个关键的指标：1992年至2003年，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53.6%提高到67.7%；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32.0%提高到63.0%。

    年度   非国有经济占GDP比重（％）   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
    1992                        53.6                                   32.0
    2000                        59.8                                   49.9
    2001                        62.3                                   52.7
    2002                        62.3                                   56.6
    2003                        67.7                                   63.0

    在非国有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一个不能忽视的客观事实是：长期以来，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非国有经济一直享受的是差别国民待遇，由于政策壁垒等原因，其所能支配的资源远不及国有经济。而随着改革的深入，非国有经济也将享受同国有经济一样的国民待遇。因此可以预计地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态势必将持续下去，并进一步加速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还会继续得到提高。张卓元曾表示：国有资本应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即使国有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目前的30％左右逐步降到20％左右，依然能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

    如何看待并解决非国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整体上渐进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伴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相应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国有企业改制过程的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等等，可以说是现有国有企业改革中某些深层矛盾的具体表现。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缺陷。正是由于某些规则的严重缺失，比如一个有效奖惩机制的缺失，会使一些优秀企业、企业家没有一个良好的企业经营预期，长此以往，国有企业管理团队中必然会出现“劣币驱良币”的现象，最终的结果就是出现大量的国有资产恶意流失，掏空搞垮国有企业的现象；优秀的管理人、企业家逐渐退出国有企业改革进程，这显然违背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

    钱颖一曾说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法制。这不仅对发达经济如此，对经济转轨中的中国也是如此，法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超过任何其他事物，因为产权保护、交易规则、合同执行以及不腐败的司法对经济有更直接的影响。

    我们当然不能从只局限在观察某个时点来讨论问题，而应该将视野放宽到整个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的民营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俄罗斯式的财富瓜分过程，而是一个财富的再创造、再增值过程，相当多的管理者和员工在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做出了他们的历史贡献，而这些贡献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又是很难被量化的，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在管理者薪酬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评价一个优秀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贡献，这恐怕是用再先进的财务学理论也解释不了的。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和讨论国有企业的改革模式的合理性，可以促使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具体方案和细节的完善上，这对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有着深远意义。首要地，是应该加快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和法律的约束，规范国有企业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在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中的责任和义务，比如对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管理层收购进行完善和规范等等。

    通过建立量化、合理的评价和考核体系，尽量量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潜规则，明确游戏规则，减少模糊地带和灰色区域，增加国有企业改革全过程的透明性和公开性。

    另外，在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同时，需要强化竞争作用，尤其是在企业改制和内部交易过程中，通过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设计，消除内幕交易和价格操纵现象。对于国有产权转让的受让方，不论外资、民营资本还是企业内部人资本，应该一视同仁。

    同时，对企业内部人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应持鼓励态度，在规范国企改革相关利益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上，避免改革过程中的中小股东、企业员工的利益被侵占，从而在整体上实现国企改革的帕累托改进。以此为基础，应该坚决地继续推进现有国企改革进程。不仅政府应该退出市场，而且在某些竞争激烈的领域中，国有经济更应该坚决地退出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国有经济在非竞争领域的绝对控制和效率提高———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