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涩津门

　　“搞企业，其实就是搞人的工作。”这句名言得到了天津很多国企老总的认同。

　　一位媒体人士说：“天津的国企老总很累，但确实有水平。”

　　有人总结：不要交给天津人总揽全局的差事；十天要办完的事情，得给他十五天；要让他顺气，感觉是你让他帮忙，而不是他在给你打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某位官员说：“把北京的火葬厂搬到天津还可以。”

　　天津某领导在公开场合颁布了禁口令：只准说环渤海经济圈，不能提“京津冀！

　　对天津人来说，对逝去的一些东西表示尊重，实际上就是对未来的尊重。

　　参破红尘我快乐

　　“人分四类：有的人把事儿办了，朋友也交了；有的人把事儿办了，把朋友得罪了；有的人事儿没办成，把朋友交了；有的人事儿没办成，朋友也得罪了。

　　一般不喝酒、不和一般人喝酒、不喝一般的酒、喝起来就不一般。

　　儿子都不一定顺从你，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对你的帮助有所回报？

　　政治上，谁的船都不能上！

　　不让你倒，这水你就不倒了吗？

　　把男女问题和机制问题放在茶壶里慢慢谈。

　　参破红尘我快乐！！！”

　　这是天津某大型国有公司老纪检书记的人生感悟箴言。

　　天津另一位掌管2万人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也有一句名言：“搞企业，其实就是搞人的工作。”这句名言得到了天津很多国企老总的认同。

　　在一个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老总办公室里，我们看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钢丝床，上面整齐地码放着被子，铺着蓝白方块的床单，红色绣花的枕巾。从职工到老总都穿着一样的工作服。中午吃饭时，工人们在食堂排队，所有的人都彼此熟悉得像多年的邻居，女工们凑在一起家长里短。这样的情景在其他地方的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跨国公司、有限公司、科技企业、上市公司中绝对很难看到，也绝对不可想象。

　　如果在那样的老总办公室里谈生意，你会是什么感觉？能谈得成吗？

　　这就是传统国有工业企业的特色，是工厂的特色。而天津的企业，大都是工厂。整个天津，都像是一个工厂。

　　工厂情结深深地影响着天津的个性，也影响着天津的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那种类似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形成了企业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少给点钱无所谓，但要彻底与企业失去生死相依的血缘关系，实在太难接受了。

　　“还是国企时，你要平衡上下左右的关系，要尽量不让一个职工出现情绪问题。甚至职工的家属出了问题都会找你。一个员工每年创造的价值，要养活三个人。”一位国企老总感叹，多年的感情要用股权来清算，在天津很难。

　　华一机械的老总张国维曾经用党委会的形式，要求没有资格入股的职工拿出奉献精神，把补偿金留在企业账户上。这一做法按常理很难通过，但张国维却成功了，原因在于他平时对人的维护。虽然如此，张国维还是感叹地说：形式上的改制虽然成功了，但思维上的改制最少需要5年！

　　“天津国有企业老总的素质应该比南方企业老板高。”《中国企业报》驻天津记者站站长彭飞说。来天津4年多，彭飞接触到很多国企，直观的感觉是，他们的政治敏感度和对人的驾驭能力要比民营企业老板高出一个档次。

　　在天津，一位国企老总要是没有“上窜下跳”的本事，肯定不能生存。对上要能应付政府的各种“指导”和“任务”，对下要能坦然面对到办公室骂娘的员工。彭飞说：“天津的国企老总很累，但确实有水平。”

　　有人分析，开发区距离天津市区60多公里，地理位置上的边缘地位反而让开发区远离市区的传统磁场。这种磁场包括老天津人保守、自满的性格，也包括市区的政府力量。

　　当开发区连续7年在全国49个开发区中排名第一的时候，开发区在天津成了香饽饽，大量人员涌入。这里边有开发区自己招聘的，也有政府安排的中高层管理者。据天津一位学者分析，去开发区的干部以领导的秘书或者党务工作者居多，这些人善守，长于平衡关系，但却不长于开拓。

　　天津足球队是中国足坛的一支老牌劲旅，但从职业联赛开始以来，战绩一直不理想。拥有丰厚的人才储备和较强号召力的天津队，甲A十年只出了一个于根伟。由于每次联赛排名较低，加上俱乐部在其它方面缺乏吸引力，国内当红的优秀球员很少有人愿意到天津队效力。当初吴承瑛曾架着双拐到摘牌大会现场，求天津队不要摘他，否则就退役。

　　天津火车站短短100米的地下通道里长期埋伏着几个穿着工作服的人员，手里拿着“红宝书”大小的小本本，只要见到有人抽烟，就上去亮出小本本，指着其中的某条，“罚十块钱！”有人感觉受到了讹诈，死活不给。穿工作服者一句话不说，上去就推搡。旁边的人很纳闷，这是直辖市吗？

　　福建商人林光在天津电力设备和建筑装修行业打拼了16年。去年他听从台湾经理人的意见，打算让中间管理层本土化。他将公司某项业务的管理层全部换成了天津人。在实验的3个月里，管理层普遍效率低下，业务进展缓慢。最让林从不安的是，老有人到他面前扯(天津方言：在人面前表现自己，打别人小报告)。本土化策略最终宣告失败。

　　冷眼旁观者从林光的身上总结出用天津人之道：不要交给天津人总揽全局的差事；十天要办完的事情，得给他十五天；要让他顺气，感觉是你让他帮忙，而不是他在给你打工。

　　直到今天，林光公司的骨干全部来自南方。对此，他很无奈。

　　在天津，随便穿入一个居民区，在狭窄的居民楼间道两旁，总会发现有几拨人围在一起搓麻、打扑克，要不就是一个茶壶几个碗，围在一起侃大山。他们大都是下岗职工，但日子过得似乎很舒坦。

　　一个下岗工人在自家楼房前面用铁丝网围了个大笼子，里边养着两只孔雀、若干土鸡、若干乌鸡、若干鹌鹑。

　　玩嘛！

　　幽默的天津人、热情的天津人、不屑权贵的天津人、慢腾腾的天津人、躺在过去的天津人，很多时候让你什么都说不出来。

　　清末新政，天津因为距皇城近，得以成为李鸿章、袁世凯的试验田，办学堂、建工厂、转移河北政治中心，举河北一省之力中兴天津。那时，北京是政治中心，而天津是经济中心、新政中心。北京不想要的新政最终给了天津。

　　天津与北京，时空上的距离、心理上的距离、政治上的距离，始终拨动着二者敏感的心弦。

　　上个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之下，北京首先对城市性质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把一个工人阶级仅占4%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业城市。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质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但此时，在蓄意的或不经意的膨胀中，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清华大学曾昭奋教授说，北京目前的城市建设，实际上是在80年代的基础上摊大饼，20年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由二环摊到三环、四环、五环，不仅越来越不适宜居住，而且已经非常不利于城市的经济运行和行政运作。

　　事实上，北京一无石油，二无天然气，三无铁矿，四无高效低污染煤炭，淡水奇缺，污染严重。这种情况下还要把燕山石化公司的产量扩大一倍以上，像首钢、啤酒等项目也是用水、电、煤的大户。经济的发展让城市病更加严重。

　　天津人明白，当以工业闻名的天津遭遇首都的“经济中心”定位时，争夺中天津肯定会落下风。这也是很多天津人看谁都不服气但又无可奈何的原因之一。

　　进入21世纪后，面临各种难题的北京好像的确需要天津，而天津同样需要和北京摆顺位子。

　　事实上，提出很久的环渤海经济圈，号称将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极，但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却让人看不到迅速崛起的信号。

　　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但现在已经滞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更令人沮丧的是，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则是“负拉动”——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

　　2001年10月12日，被简称为“大北京规划”的“京津冀北城乡地区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通过建设部审定，该规划的主持人是著名城市建设专家吴良镛。

　　戴相龙非常重视京津联合，并且很务实地谈到城际交通。他说，北京与天津的领导在改进两市之间交通方面有统一的认识。“关于项目我不好具体说，但是有一条，从北京到天津到港口，建成一条城际铁路专线是必要的，而且正在策划；再加一两条高速公路也是必要的；北京到通州已经有轻轨，天津到港口也有轻轨，如果中间再有80公里连起来，就又有一条北京到天津的快速交通工具。”

　　但是，正在为天津市的城市和土地规划进行调研的中国社科院宋迎昌教授有个直观感受：天津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路子规划，北京方面也是同样。最明显的例子是，北京市往西北发展，天津则向东南发展，两个城市在做反向赛跑。

　　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市政府某位官员曾经在公开场合说：“把北京的火葬厂搬到天津还可以。”

　　某民间公关公司在为天津做一个方案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北京的老字号都搬到天津，把天津发展成一个老字号的城市。

　　他们显然不了解天津开发区的力量。

　　前不久，北京在选择出海港口时，竟然舍弃了天津的深水良港，反而盯上了更远的唐山港。

　　天津的热情一直受到打击。据说，在天津高层官员中，除戴相龙外，没人爱提“京津一体化”。前几年大家都在讨论京津冀经济带的时候，天津某领导甚至在公开场合颁布了禁口令：只准说环渤海经济圈，不能提“京津冀”！

　　而今，两个城市依然热衷于2010年规划中的“国际大都市”梦想。同时，围绕着北方产权交易中心，两个城市的激烈交锋已经开始。

　　一些天津人说，我们没指望2008年奥运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言谈之间，在感情上似乎他们很失落。

　　细心的天津人发现，一些奥运项目，北京奥申委可以将之放到青岛，而对于眼皮底下的天津却似乎没有过多考虑。

　　“如果在以前，哪会有这种事？”他们说的以前，天津是北京富人们的后花园。

　　一位南方人到天津后惊呼：“这是天津吗？怎么这么破？”

　　“北京的七环已到廊坊，距离天津的三环已经不远了。如果北京建成十环，不连也得连。”

　　埋怨的分析中，透出一股酸涩。

　　对天津人来说，对逝去的一些东西表示尊重，实际上就是对未来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