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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公开性，不但表现在法律成品的条文的公开，司法审理过程的公开，而且在立法过程也应公开，立法草案更应公开透明，让全社会知情，听取全社会的意见建议。
梁发芾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要升级成《治安管理处罚法》，引来众多报道和评论。但是，
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人们评说的这个法的草案到底是怎样一个东西。而《新民周刊》、《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证实：该法律草案的起草者公安部门虽然听取了地方和基层公安机关的意见和建议，但送审稿也仅限于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40多个部门征求意见，因此这份立法并未向社会公开。
法律从来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而法律的公开性，不但表现在法律成品的条文的公开，司法审理过程的公开，而且在立法过程也应公开，立法草案更应公开透明，让全社会知情，听取全社会的意见建议。
法律草案要公开，是因为，无论草案的起草者还是立法机关的审议者，因为人数少，必然不可能穷尽涉及的所有方面的问题。从立法的科学性来讲，不能穷尽各种可能性，就会给法律留下漏洞；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无论起草者还是审议者，毕竟是少数人，不能代表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因此，公开草案，就会听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声音。这也是立法民主的需要。如果法律草案不公开，没有集中更多的智力和听取更多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那么，这种法律草案被最后确定为法律的时候，必然会因为它的漏洞和它在利益取舍方面的偏颇，造成有损法律尊严和效力的后遗症。
事实上，将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开，是法律的要求。《立法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列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律案，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送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公开法律草案接受社会讨论，也有成功的先例。几年前的《婚姻法（修改草案）》向社会公布，掀起热烈的讨论，许多问题经过辩论取得共识，有些问题因为辩论变得明朗。
对于治安处罚法来讲，更有将草案公之于众的必要性。
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利害关系，是适用人群最为广泛的一部法律。现在，每年有500万起左右的各类治安案件，涉及到上千万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治安管理处罚的对象。这个法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向社会公布，让人们知情，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次，因为起草者是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作为该法的执法主体，由公安部门起草草案，能否公正，让人怀疑。这方面事实上有不少教训。多年来，我国不少经济法律是由作为执法主体的行政部门起草法律草案的。作为执法者，他们在起草法律草案的时候，不太可能做到公正无私，常常事先就在草案中为执法者监督者预留了更多的权力空间。立法机关在审议的时候，因为大多审议者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不能全面审查草案中潜伏的问题，一些有利于执法者的条文被通过成为法律，这种教训极为深刻，应该说，要避免此种弊病，就不应该将草案起草权交给执法部门，应该让其他超脱的第三方起草草案，并且向社会公布。如果万不得已由执法部门起草，也要公布草案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批评。
再次，从现在透露出的草案内容看，起草者确实给警察预留了较大的权力也是事实，而这更增加了公开草案的必要性。有论者认真对比草案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后发现，一方面，是在原本警察权力极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年修订）基础上，草案又增加了大量警察处罚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原有的有关公安人员违法处罚行为的第41、42条责任性规定，在草案中却不见踪影（10月29日《中国青年报》）。如此情况，如果不公开，普通百姓何以得知？又如何得以纠正？
因此，如果要制定出一部公正的《治安管理除法法》，首先请将该草案向全社会公布，让尽可能多的人知情并参与讨论。在媒体和网络施发达的今天，这已经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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