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单说其中任何一翼，谁都没有异议。可是，当国企改革进入到产权层面，MBO渐行渐近，以致国企改革得不再是国企，争议与质疑不可避免地随之涌现。问题的核心是，在竞争性领域，国企（不论是绝对或者相对控股）有无可能自我完善，形成与民企一样的生机与活力？答案若为是，那么必然纠缠国有资产流失的种种弊端；答案若为非，亦即国退民进是一 种必然选择，那么更多值得探究的便是国企改革的方式、方法和途径。

    10月24日，本刊举办“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研讨会，在这个平台上，众多知名专家学者推心置腹，纵论国企与民企的改革和发展大计。

    任何一种企业组织形态是不是有效，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中国的历史选择是，先放下企业性质之争，把国企推到市场里参与竞争。国企进入市场以后，就面临跟非国企的竞争，竞争带来了新的变化。中国经济由此也更加健康。

    民营经济的崛起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具象征性意义的事件之一。

    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在会上强调，国企和民企，两者异向、同步，做着双螺旋的运动，都对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要全面看待民企发展中的成绩与问题。

    国企民企“双螺旋”

    与前一阶段大讨论中双方对待国企、民企非此即彼的态度不同，与会的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特别强调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中华文化的根源是什么？中华文化的哲学是什么？就是任何事务，任何现象都包含一个同步、异向的双螺旋结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实际上都对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两者异向、同步，做着双螺旋的运动。否定哪一方面，都是既违反了经济规律，又违反了中国国情，同时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不了解。”胡德平说。

    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官方看法，近期都有很多对民营企业的指责，那么民营企业的弱点是什么？民营企业存在这种弱点的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都令人深思。胡德平认为，民营企业毕竟才发展了25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西方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两三代人，甚至四五代人是完成不了的，民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的时间极不充分。这其中很多人的原始积累使用了违规的方法、打擦边球的方法，违规当然是要追究的，但也必须承认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另外，民营企业做强、做大首先需要资源，但绝大多数的资源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这也是民营企业存在不足的一个原因。

    在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企业倒闭了，多少人吃了官司，更有甚者倾家荡产，这都是市场经济中民营企业发展付出的代价。胡德平呼吁，要全面看待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成绩与问题，“应该以爱惜中国的国力、财力的态度来谈民企问题，简单的斥责、责骂无济于事。”

    在谈到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的问题时，国家发改委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也充分肯定了改革的成果，“不管存在多少曲折，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但是总的说，国企改革是不断深入的，是在朝着健康的大方向前进；民营企业也是一样，从当年被消灭的对象，后来逐渐成为补充，后来承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表明了我们改革的成功。民营经济的崛起是改革中最具象征性意义的事件之一，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代表中国发展成就的最具象征性事件之一。”

    有一种看法认为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是以国有经济的萎缩为代价的，但胡德平以浙江的例子反驳了这种说法：“现在浙江的国有资产规模已经成为全国第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是全国第六。由于历史原因，建国之后国家给浙江、福建的投资极为有限。但是，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活了，无形中把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也带活了。这一点正好说明了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的协调关系，这种规律与中国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4951.2亿元，增长了22.2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4.9万亿元增加到19.7万亿元，净资产从5.21万亿元增加到8.36万亿元。这表明，国有经济并未因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停滞不前。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认为，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就是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由原来的国有独资向相对控股或者国有参股的形式过渡。通过这种形式，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多元投资主体，形成一种制衡的关系，这样来达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与会的几位有关管理部门的人士都认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越来越好，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政策上把民营经济所面临的问题都解决了。范恒山认为，发展环境好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民营资本进入一些法律没有禁止的领域；第二，要使民营企业同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一视同仁；第三，要把民营企业做强、做大；第四，要切实保护私人产权。这四个方面，在美国也不过如此。他进一步强调，当前针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不出在政策上、理论上，而出现在没有扎扎实实地落实上，在理论政策和实际操作当中还有一段距离，这是要关注的重点。

    市场竞争优胜劣汰

    与官员们不同，经济学家们更多看到的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差异。

    无论体制如何，作为企业，国企和民企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有效率地创造价值。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说：“讨论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首先要考虑一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究竟哪一个更有效率？”他认为，任何一种组织形态，它是不是有效，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它，当给了它们平等的条件以后，哪些企业能够活下去就是最好的选择。在竞争的市场经济当中，没有效率的体制会被淘汰。但是在一些国家保护的领域，没有效率的组织形态也可能在长期维持，因为国家可以利用一种强制的办法，例如征税的办法，或者授予它垄断地位和垄断资源的办法来维持它的生存。

    之所以国企和民企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关键是因为它们加入了同样的市场竞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指出，“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先把国有企业推到市场里参与竞争，这个市场就是由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早期的台资、港资以及先改制的国企组成的市场。国企进入市场以后，就面临跟非国企的竞争，竞争导致了变化。东西质量差、价格高就卖不动，政府就用资源来补贴国有企业，早年的办法就是所谓财政补贴，然后是银行贷款，后来是让股市解决国企的困难，所谓吃了财政吃银行，吃了银行吃股市。现在股市没什么好吃的了，就吃土地。直到最后什么都补不了，问题就发生了。因此，只要进行产品竞争，国有企业就会分化。除了少量垄断行业，其他公司就无法适应竞争。”

    对于如何解决企业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学者们观点也不尽相同。周其仁认为，产品市场加上要素市场形成竞争后，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中非常有价值。“通过市场淘汰，国有企业中不适应的找资源补贴，补不了的破产、重组，但这一过程中也有少数成功者。它们成功的原因除了国家的支持、工人的努力，还有就是类似柳传志、张瑞敏、李东生、潘宁这样的一批企业家代表人物，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国有资产增值过程。由于人力资本是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因此这些企业中自然包含了国有资本的和非国有资本的共同贡献。”

    当第一代创业人仍然甘愿拿着国企干部等级的薪水时，新涌现的下一代接班人早已转变了想法。“在要素市场上，国企要跟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竞争，要出好的价，请优秀的人。可是如果连企业家自己的报酬都达不到市场平均水平，怎么出价？所以是竞争逼着要改制，不改就没有竞争力。"周其仁说。"企业家对企业的资产形成做出了历史贡献，如果得不到承认，那企业家自有他的行为逻辑。”

    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经历了政企分离的过程，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指出，当所有者和企业分开了，产权的缺位、错位就产生了。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一定要有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样才能更好地用职业经理人来为企业做贡献。可是在出资人缺位的情况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很难实现。因此，政企不分开，国有企业搞不好；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仍然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究竟是经理人问题还是所有者的问题，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是所有者的问题。在西方，企业搞得越好，给股东赚的钱越多，经理人的位置坐得越稳。但现在很多大的国有企业搞得很好，总经理非常有改革精神，为员工设置了激励机制，但是却没有人解决企业家的激励机制。所以在国有体制下，经理人容易两极分化，一种变成活雷锋，另一类变成腐败分子，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能够使得一个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同时自己得到比较好的报酬。“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君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做不到这一点，企业家要么就是圣人，要么就是小人。所以我们一定从体制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张维迎说。

    显然，国有体制本身无法解决激励和约束的问题，产权改革因此无法避免。

    “国有企业改革初期，并没有真正考虑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只是单纯地放权让利，如承包制等等，但实践证明这些办法最多仅仅是一个止痛药、强心针，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长期的问题。"张维迎说。"但实际上，国有企业要真正地发展，必须解决产权问题。解决了产权，就要给予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足够高的激励，这种激励可以是奖金、年薪的形式，更重要是股权的形式。”

    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单说其中任何一翼，谁都没有异议。可是，当国企改革进入到产权层面，MBO渐行渐近，以致国企改革得不再是国企，争议与质疑不可避免地随之涌现。问题的核心是，在竞争性领域，国企（不论是绝对或者相对控股）有无可能自我完善，形成与民企一样的生机与活力？张维迎认为，彻底的产权改革要改变控股方式。国有控股企业上市之后，产生了很多冲突，电信上市以后，价格调整问题在投资者和消费者之间产生了冲突，这个冲突没有办法解决。因此，未来要维持国家的控股地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很难建立。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中小股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问题，都与国有股份主导有关，一旦国有股份主导上市公司之后，上市公司没有办法规范自己的行为。

    方法和路径之争

    虽然对产权改革的方向没有分歧，但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却成了争论的重点。

    “现阶段不仅要考虑方向问题，而且要考虑方法问题。方向当然是市场化，但如果在民营化的过程中有大量暗箱操作和腐败，那谁还会支持民营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纪鹏说。“我们本来的改革设想非常好，老树发新芽，新芽的比例不断扩大，最后全流通之后，全部变成新芽，可后来政府把法人股市场关了，搞得现在这么被动，股市上国有股一股独大，变成老树蚕食新芽。”

    周其仁则特别强调了产权改革当中的困难：“在国企改革中，三个东西混在了一起：一是中国独特的资产形成方式，要重新把产权界定出来，学术上、理论上还没有现成的理论；二是腐败，在企业改制当中，在纯粹的腐败和纯粹按照贡献分享股权之间有大量的灰色地带，很复杂，所以民众不满，特别是在改革当中受损害的阶层不满；三是多数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并不知道市场是怎么回事，并不知道企业是怎么回事。市场当中是有运气的，这个运气是按照产权分配的，长久在市场里，天上掉馅饼也有，飞来横祸也有，长期看会互相抵消掉。很多人对这类东西陌生、不理解、恐惧，然后先入为主，认为这些馅饼都是搞鬼搞来的。这三个因素搅在一起，再加上一些人的不负责任和情绪化表达，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

    而张维迎和华生则在MBO的问题上展开了直接交锋。

    华生认为MBO不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只是在极个别情况下可以使用。目前的现实是，往往最优秀的企业没有做MBO，而经营不好的企业大批地做MBO。“中国的MBO为什么不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搞？统统都在国有企业和公有制企业搞，实际上就是专门对着这种所有制来的。但事实上，小企业没有空间做MBO，大企业没有必要做MBO。中国有一句话，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管理者有MBO的可能，谁不愿意把企业据为己有？所以，MBO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鼓励MBO的文化是毁灭性的文化，是对产权的不尊重，现代企业制度不会这样设计。”华生说，“从公平角度来说，国有企业出资人缺位，造成内部人控制。收购国有企业第一跟企业谈，第二跟政府谈，与企业谈就是与现在的经理人谈，他处在绝对有利的地位。因为信息不对称，MBO的时候不可能公平，也不可能有效率。”

    张维迎则并不特别主张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要实行一种特定的模式，而是应该允许各地根据情况来探索出一种可行的道路。“MBO是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交易方式，主要是上市公司搞得不好，股东没信心，这时候管理层开始回购这些股票，这实际是一种产权交易的过程。就像在股市上买股票一样，只是这种交易方式很特殊。但如果将MBO理解为经理人盗窃国有资产的一种方式可能有失偏颇。MBO就是一种交易的方式，所以尽量不要把MBO和侵占国有资产画等号。”

    对于MBO的实施过程，张维迎也认为当中有不规范的地方，应该通过完善程序来控制，西方经理人只要按照程序做了，就不会违反责任。政府应该加强在国有企业转轨当中的一些程序控制，当然如果这个程序本身不合理，也要再改进。

    衡量得失

    针对产权改革中的腐败问题，周其仁说：“侵犯工人利益，引起社会不公，当然要打击，不打击就没有社会的基本秩序。”但是，这个问题又和承认企业家的历史贡献，推动产权改革混在一起，“所以改革要允许有一个实践的过程，把两者剥离开来，争取两个问题都能很好解决。”

    对于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张维迎表示，从经济学角度看，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帕累托改进。但现实中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社会总财富最大化。如果一项变革能够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或者说受益者所得足以弥补部分人受到的损害，这种变革就是正确的。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整个社会就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

    产权界定的过程需要实践。“如果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实践过程，要求任何事情一开始就做好，一点错误也不发生，一个误差也没有，那么结果就是走不出历史。”周其仁说。“是有人在盗窃国有财产，因为国有财产很容易被盗窃。传统公有制不改，资产被攫取的花样百出，最后的命运就是被攫取干净。只有改制彻底，攫取才最终失去土壤。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但对于付出改革成本的这些人来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理性就应当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吗？对此，周其仁表示应设法补偿：“适者生存，但不能说不适应的就完全不管，当然应该有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尤其对中老年工人。这不是企业的债务，而是国家债务。”

    “国家曾经承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工人终身有靠，现在做不到了，这是国家的一笔隐性债务，应该在国家的资产账上划出一块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拖泥带水”，“比如现在这些垄断性行业这么大的资产规模，去年中移动一家公司的利润是588亿元，把这个优质资产拿一块补偿下岗工人，这样社会可以比较和平、比较和谐地度过这个转型期”,“资产要放在经济过程中才能增值，要动员有企业家才能，或者有这种潜力的人，运用这些资产在市场竞争中创造财富。然后考虑到公平，考虑到效率，考虑到社会的稳定，也考虑到法律逐步变化的权威性和适应性，逐步把历史形成的包袱解掉。”周其仁说。

    回顾55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张维迎说：“在过去55年里，整体来看经济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发展，这主要是利用了后发优势，包括发达国家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在前30年里，我们是通过计划经济动员国家资源，用国家积累的办法，借鉴西方成熟的技术和管理来发展自己。到70年代之后，计划经济能够利用的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消耗殆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改革开放。在过去25年的改革开放中，通过放松管制，利用民间的力量，给人们以更多的自由，这样使得每个人都产生积极性去发展、致富，这时候我们利用了新的后发优势，也是技术和管理的两方面。下一步中国的经济有没有可能继续维持比较高的发展？非常重要的就是能不能从技术上、管理上的后发优势逐步转到制度上、体制上的后发优势。但如果没有更深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中国现在所处的是全球化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一个国家在国际地位上的地位、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力量，“如果没有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企业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有地位的。”张维迎说。他认为，从很多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企业的整合非常重要，问题是谁来整合中国的企业？“现在有三个候选人，第一个国有企业来整合，第二个民营企业来整合，第三个外资企业来整合。过去25年改革的历史证明，国有企业没办法承担这个任务。过去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结果反倒是外资企业大规模、全面、全方位地进入中国，变成中国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如果不允许民营企业整合中国的经济，国有企业又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个任务，我们只能把中国未来的整合任务放手给外资企业，也就是在10年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市场上有品牌的企业，大规模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外资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除了几个垄断行业之外，基本都是人家的二级供应商、三级供应商。”张维迎说。“所以，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不仅仅是涉及民营企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国家利益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未来发展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资企业所主导，就必须给民营企业创造很好的发展环境，无论是政策上还是体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