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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排挤在现代化成果之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的1．8：1，扩大到90年代的2．5：1，2003年更达到3．2：1。我国1988年的基尼系数为0．34，1995年为0．39，2003年为0．45，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中国已变成“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据世行分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之大已超过东亚与东欧各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
社会公平的核心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对等。城乡不公平、区域不公平、阶层不公平，乃至世界不公平，都是权利与责任不对等的表现。逃避并推卸责任，都会使中国社会难以和谐，世界难以安宁。
潘岳
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
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央还提出，要紧紧围绕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五大执政能力，以科学的态度去落实科学的思想，以创新的精神去发展创新的理论，以完善的制度去保证长期的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内容。
人的需求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本能，社会属性的本质是精神性的，是利己与利他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更要改变人的需要，使人们从自然属性中逐步解脱出来，从注重物质生活转向注重精神生活。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未来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它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我，重新评估历史，重新定义幸福。仅仅发展生产与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就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并不等于就与人类的进步方向相一致。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表现是人性的进化，即人与自然的相融。
人与自然的和谐必然促进人与人和谐，而人与人的和谐必然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赶超，不能无原则地取消斗争，不能遏制人对物的合理占有。社会和谐是人道社会主义，包含着尊重自然的基本诉求；社会和谐是对资本主义竞争理论的彻底修正，与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社会和谐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自觉调控，使全体人民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它提倡在全社会建立一种自我克制、自我超越的生活方式。
社会和谐必然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就是在平等的规则下，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以达到最终资源分配上的公平。从政治学角度看，就是执政党要保护人民的基本人权，保障社会多元化、防止社会分裂；从社会学角度看，就是执政党要调节各社会成员间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缩小社会收入贫富差距；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执政党要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
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市场配置虽然可以增加社会财富，但无法解决社会不公。社会不公一旦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就会酿成社会动荡，发展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我们执行让一部分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忽略社会公平，这将使我们难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更会引发深层的体制矛盾。
社会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中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国近代的经验教训表明，扼杀社会效率就等于扼杀民族活力。因此，强调社会公平，只能保证机会均等，而不能强调收入均等。收入的差距，只能依靠国民收入再次分配。以牺牲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来换取所谓均等的做法不能重演。中国今天的现代化之路，是20多年前中国人的共同选择。发展不能停。需探讨的是发展观念，需改革的是发展方式，需评价的是发展结果。
我们不能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就必然稳定，危机就必然化解，社会就必然和谐。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将更大。我们在和平年代最重视经济发展，其次是社会问题，再次是环境生态。经济形势一日一变，社会形态一年一变，环境生态十年一变，但它们产生的实质影响正相反。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以化解；社会危机需付出巨大政治成本才能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发生，将变成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当人均ＧＤＰ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发展后劲都跟不上，是因为取得的大部分效益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账，为滞后的体制而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账。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生态，与体现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公平，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当未来30年人口总量、劳动就业和老龄化三大高峰同时来临时，当我们仍按照拼资源拼消耗的方式去增大经济总量时，当我们仍无法解决城市工业化与二元结构、就业的矛盾时，当经济受益者与环境承担者因分属不同群体而使社会矛盾激化时，加快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显得非常迫切。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即是说，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对自然的回报相平衡；当代人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本区域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发展为代价。
追求公平也一直是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旨。1992年世界环境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把代际公平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2002年世界首脑会议，更是把解决当代社会公平问题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可持续发展源于环境保护，而保护环境就是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内促进社会公平。
环境公平与社会公平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保持着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仍沿袭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虽只有世界的4％，耗用的钢铁、煤炭、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0％、31％和40％。中国在人均ＧＤＰ400——1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压力、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搅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累积成中国严峻的社会难题。马克思说，“物与物的关系后面，从来是人与人的关系”。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
城乡不公平。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排挤在现代化成果之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的1．8：1，扩大到90年代的2．5：1，2003年更达到3．2：1。我国1988年的基尼系数为0．34，1995年为0．39，2003年为0．45，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中国已变成“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据世行分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之大已超过东亚与东欧各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权力与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我们渴望通过城市化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但城市规模的扩大，房地产的快速开发，带来的却是强制性征地、克扣法定补偿和推诿就业安置。失地农民不仅没有现代化，反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潜伏下更大的社会危机。
拿环境来说，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环境污染。
区域不公平。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已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不发达地区在竞争中日趋落后，中国的区域差距日趋扩大，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统一和谐。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却相应下降。从人均ＧＤＰ来看，1980—2003年，西部与东部由1：1．92扩大到1：2．59，中部和东部由1：1．53扩大到1：2．03。环境也是如此。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破坏了生态环境。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
阶层不公平。通过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工人的低工资积累起来的巨大的国有资产，已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形成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很大，在城市中，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3．09倍扩大到2000年的5．02倍；在农村，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1998年的4．8倍扩大到2000年的6．5倍。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
国际不公平。众所周知，地球的资源与环境容量有限。而西方经济学家一直都假设地球的资源无限，还假设被开采并转化成商品前的资源无价。结论是，凡经济增长都要通过高消费拉动，凡资源环境的稀缺都可通过自由贸易交换，凡世上最理想的社会都可以将资源“按需分配”。从此，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便建立在尽情开发自然、大量排放废物、盲目奢侈消费的基础之上。他们通过技术优势和军事力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占用了全球资源。二战后，他们引发了多起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激起了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他们凭借足够的经济技术手段，在工业化行将完成的时候治理了污染，并初步构建了国家内部的社会补偿机制。他们将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留在自己环境良好的城市，而将高耗能重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由传统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世界，是霸权政治与强权经济的世界。发达国家更是透过一系列国际组织以及衍生出来的法律、条约、协议，控制了全球化市场。占九成人口的贫弱国家，在无知和无奈中变成了被富国操纵的市场和廉价劳力原料的供应地。因此，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全世界60多亿人口中，12亿人营养不良、体重不足；12亿人营养过剩、体重超标。10亿最穷的人所患的疾病是疟疾和结核，10亿最富的人更多地死于肥胖和缺乏运动。当世界粮食大量投放于发达国家喂养畜禽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为了生存与吃饭，使更多的森林草原沦为耕地，更多的江河被截流灌溉，更多的土地被荒漠化。100多年前地球每4年灭绝一种动物，现在每年灭绝生物四万种。
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经验，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资金去治理污染。即使某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力优势，使ＧＤＰ得以骤增，一时引起世界瞩目，但马上就因为越来越大的能源环境制约而不能持续。更令人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沿袭了传统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带来了内部社会更大的不公平。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又无能力像发达国家那样廉价地占有世界资源，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造成了城市膨胀，农村人口依然过剩，规模化经营没能实现，政府的财力难以对农业巨额补贴，城乡二元结构依然突出。发展中国家除个别因为其特殊战略原因外，基本上都很难解决城乡与阶层差别问题。
人类对大自然的总体需求与污染物排放量，早在1980年前后就已超过了地球的可承受能力。发达国家不足世界人口14％，却消耗着全球商业能源的80％。为弥合差距，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向世界郑重承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要占本国ＧＤＰ的0．7％，并无偿转让环保技术。10年之后，资金援助反而由占ＧＤＰ的0．36％下降到0．23％，除了北欧几个国家，发达国家普遍失信。新能源技术也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
社会公平的核心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对等。城乡不公平、区域不公平、阶层不公平，乃至世界不公平，都是权利与责任不对等的表现。逃避并推卸责任，都会使中国社会难以和谐，世界难以安宁。
（作者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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