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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良敏 李成刚
在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有两种基本的形态，一种是当总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时，宏观调控通过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另一种是，当总需求过于扩张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宏观调控通过加息、紧缩财政开支等措施来抑制通胀。因此，宏观调控一般都把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
收支平衡，作为四个主要目标。宏观调控的艺术就在于找到稳定和增长的平衡点，也可以说是找到四个主要目标的最佳结合点。在西方国家也曾经出现过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所谓“滞胀”。这更是宏观调控所要努力避免的。“常听到有人提出宏观调控何时可以结束的问题，实际上宏观调控是贯穿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过程的，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就推动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关系，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林兆木两位教授。
刘国光：
中性宏观政策 既防通胀亦防通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初步形成约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1978年前是计划经济，那时候不叫宏观调控，叫综合平衡、计划平衡。1978年到1992年是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过度，但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1992年以后到现在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度，市场经济因素逐渐增加。我们也是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了宏观控制这一名词。
经济波动不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会周期发生，虽然规则不尽相同。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宏观调控，但不叫“宏观调控”，它属于政府的宏观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和综合平衡。计划平衡具有用行政手段约束经济过度扩张的功能，但更多时候它敌不过公有制下的财务软约束和投资扩张冲动，而且计划平衡的周期放松往往成为发动过度扩张的根源，致使经济长期陷于剧烈波动中。这个情况随着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过度而趋于缓和，但在卖方市场消失前，计划平衡基本是以通货膨胀为斗争对象，以周期性的紧缩为特征；但随后又往往自动放松，让位于扩张过程，经济很难实现“着陆”，常常处于将着陆又重新起飞的状况。
1992年正式提出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度以后，市场经济意义的宏观调控逐渐走上历史舞台，1993年到2003年，中国经济走过两轮正相反的宏观调控。一轮是针对1992年的经济过热，从1993年起实施的紧缩型的宏观调控，大约持续到1997年；一轮是针对1997年经济偏冷由于国内供需格局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和国外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不足，从1998年开始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调控。相比较以往历次对付经济波动采取行政性的直接控制的手段而言，这两轮调控比较主动地采用了间接的经济手段。前一轮调控尽管初期采取较多的直接行政操作方式，以治理当时混乱的金融秩序，但后期逐步更多运用紧缩的货币供应、利率杠杆、从紧的财政政策，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等，以达到控制总需求的目的。后一轮调控更鲜明地采取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谨慎从松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解决了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问题。这两轮宏观调控都成功地对经济过热和经济偏冷进行了治理。前一轮紧缩性宏观调控使ＧＤＰ增长速度由1992年的14．2％，降到1997年的8．8％，ＣＰｌ年上涨率由1994年的24．1％降到1997年的2．8％，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后一轮扩张性的宏观调控使ＧＤＰ增长速度由1998年的7．8％提升到2003年的9．1％，使ＣＰＩ指数由1998年的0．8％上升到2003年的1．2％。
2004年，从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伊始，就碰到了一个特殊的形势，既不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经济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现在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还在潜在增长率的范围以内。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一些部门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为对付通货紧缩趋势，我们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赤字国债来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所以叫稳健，实际上在松动银根，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趋势已经淡出，严重膨胀趋势尚未形成，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采用“中性”的政策。由“从松”转向“中性”，就要适当收紧。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在减弱，赤字国债在减少，建设支出在推迟，财政支出的方向在调整。不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质上也在采取“中性”的调控取向。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从以前治理通货紧缩时期的适度从松的宏观调控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调整，客观上具有从紧的效果，能起到抑制一些部门过快的投资需求的作用。但实行中性政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首先，对于一些投资过热的行业，如果不能通过政策调整及时控制，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同时，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因为没有最终消费的支撑，又会引起通货紧缩。可见，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预防通货紧缩趋势的重现。其次，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对当时比较突出的结构问题的对症之药。对钢铁、水泥等投资过热的行业从紧，对农业、西部开发、社会事业、生态环保，对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加大支持力度，既坚决控制投资需求扩张，又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上下微调，有松有紧，松紧适度，就能逐步缓解和克服当前比较突出的瓶颈制约和结构问题，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保持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平稳较快地航行。
（据专访录音整理）
林兆木：
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宏观调控这两个方面，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不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就无所谓市场经济了，但市场并不是万灵的，国家宏观调控可以弥补市场不足，纠正市场盲目性等缺陷，减少经济周期可能带来的剧烈波动。“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有机结合，是战后许多国家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一条重要经验。从我国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传统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就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二十几年来，凡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早、发挥得充分的领域和地方，其发展就快。今后深化改革的方向仍是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所以，不应产生一种误解：好像讲加强宏观调控就是不重视市场的作用了。宏观调控的基础和目标都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促进经济既快又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在这样情况下，不论是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区域协调发展，还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收入分配的公正，保护资源环境，防范金融和经济风险，等等，都需要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既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解决这个课题取得重大进展，但完全解决这个课题，任务还相当艰巨，包括解决公有制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都还需要在实践当中继续探索、不断积累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有三次成功的实践。
第一次是1993年到1996年。当时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从1992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1992－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4．2％、13．5％和12．6％。与此同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到13．2％1993年、21．7％1994年和14．8％1995年。1993年下半年，国家针对房地产和开发区热、金融秩序混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引发通货膨胀等问题，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措施，并随后在宏观经济领域进行了多项改革，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过高的物价涨幅逐步回落，1996年降为6．1％，1997年降为0．8％。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回落，1995、1996、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5％、9．6％和8．8％，没有出现大起之后的大落，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软着陆”的主要经验是：（1）控制投资需求与加强农业、增加有效供给相结合。（2）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相结合。（3）宏观调控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时也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第二次是1998年到2002年。这几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是实行扩大内需方针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2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配套相应增加银行贷款，主要用于农业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公共设施、城乡电网改造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此带动经济景气回升。同时采取鼓励民间投资和增加公务员工资、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等启动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以及提高出口退税率等鼓励出口的措施。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随后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条件下，1998－2002年我国经济仍保持了年均7．8％的较快增长，被誉为“一枝独秀”。这和宏观调控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是分不开的。
第三次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从2002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国内生产总值2002年增长8．3％，2003年增长9．3％。但从去年开始，也出现了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等问题。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起大落，国家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
这一次加强宏观调控，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见事早，措施及时。早在去年6月到9月，就从规范房地产发展、土地管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相继采取了措施。今年4月，根据一季度部分行业投资继续膨胀的问题，国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新的调控措施：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较大幅度地调高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房地产4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暂停耕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审批；对一些行业和方面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公布对铁本事件的严肃查处，等等。这些措施在时间上比较集中，包括采取行政手段，形成组合的措施，力度明显加大。半年来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得到了抑制。
二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密切跟踪经济形势，采取渐进的方式，在保护投资和经济增长中正常的合理部分的同时，逐步解决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等问题。同时采取减免农业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等措施，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使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明显回升。
三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使得这一轮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更为明确。另一方面，贯彻宏观调控措施成为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两个方面互相促进。
显然，如果没有上面这三条，去年以来部分行业投资过度扩张和今年物价上涨还会更加严重，宏观调控的难度和付出的代价将会大得多。
去年以来，对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一直有不同的认识。主要原因是现在经济市场化和利益多元化程度，比过去明显提高了，不同利益群体考虑问题，总是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这是很自然的。中央政府限制投资过度扩张的宏观调控，维护宏观经济大环境的稳定，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各地方、各行业的发展和利益，但从目前看，同某个局部利益存在矛盾和冲突，也是很自然的。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外部性，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关注的是本地区投资、经济增长如何更快些。同时，宏观的、全局的问题，从各个行业、企业和各个地方的角度，是不好把握，难以看清楚的。如果等到地方、企业都感觉到了问题，往往是问题已十分严重了。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一般都是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作出判断和决策的。事先当然要掌握大量信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作出准确判断。但不可能等到各方面认识一致了，才去作出判断和采取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据专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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