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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剑荆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路线图”。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国未来政治经济战略“路线图”，与国家外交战略转折的契合，印证了社会力量、国家形态推动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外交战略转变的理论。
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外交，尤其是亚洲外交，十分活跃。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政府首脑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并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温家宝总理在印尼期间阐述了中国对待自己力量崛起的态度：中国的发展强大将给亚洲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和实际利益，将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3年10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与东盟十国外长签署文件，宣布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从而使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大国，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首次同别国或国家集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了在泰国曼谷召开的ＡＰＥＣ第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他发表的演讲阐述了中国的三点主张。第一，要加强相互信任，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第二，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三，要推动相互开放市场，健全多边贸易体制。
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集中阐述的亚太政策主张，是不同寻常的，这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分清晰的亚洲政策和亚洲秩序的构想。
中国的外交战略的转折与十六届三中全会阐述的“路线图”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1、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的存在，中国对此有着明确的自我认知。对于自己实力增长所引起的反响，也有着清醒的感知。中国希望维持这样的存在。正如在国内选择了维持既得利益现状一样，中国在亚洲也选择了维持现状。
2、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第二项政策主张，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政策主张，与三中全会提出的“五统筹”，异曲同工。为什么？原因在于，纠正市场经济第一个十年的偏差，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亚洲其他国家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也面临着统筹发展的问题。在中国的亚洲政策中，不仅仅中国面临着均衡发展的问题，面临着政治制度转型的问题，亚洲许多国家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因此，不仅仅中国需要稳在亚洲，亚洲也需要中国稳在亚洲。
3、中国未来十年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约束失衡的力量结构。对国内力量结构的调整，是很大的政治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力量的外溢也需要通过宪政秩序予以约束。
4、中国正在成为亚洲区域经济自由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2002年，中国先于日本、韩国宣布与东盟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明确了关税减让的时间表。中国在该地区正日益自觉地扮演一个自由贸易推动者的角色。这样的形象，受到了各国的欢迎。其中的根由在于中国过去10年中经济的外向程度的迅速提高。中国目前的对外开放度接近40％，高于日本，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据预测，中国的对外出口还将继续高于ＧＤＰ增长速度，对外依赖度也势将继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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