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帆
在长治,吕日周有一句话叫“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他常常五六点钟就把干部们叫起来开会,学党课,半夜都可能把干部们从被窝里拉出来下乡,或者开现场会。
无疑,他一直想用一种强力高压举措,发动、动员起数量达几万人的庞大下属,希望
在较短的时间里改变这个中国内陆有着3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面貌,实现他蓄积已久的理想。
可是当他一个人成为地方利益格局调整的决定性力量的时候,有人把他在长治的做法称做是地地道道的“人治”加“权治”。
对此,吕日周的解释是,这正是改革者的痛苦。
在1984年春天,为了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吕日周带着原平县的30多位县级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到卓资县学习。当时,这个县的改革力度非常大,敢在县级心脏部位动手术,进行了大幅度的精官减干,实行了县级干部福利待遇货币化管理,卡住了县级机关招待费的漏洞。当时,这里的县长张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对吕日周说:搞改革要有巨大的承受力,你刺它一针,能承受,你砍它一条胳膊,也能承受。吕日周问他自己的承受力,他却回答的是旧体制的承受力。吕日周说后来自己仔细一想,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改革领导者有着当前代表改革和原本代表旧体制的双重身份。所以,改革引发的两方面的痛苦,他都有份。地方领导干部搞改革其实就等于自己选择了痛苦。
吕日周把他们进行的这场改革,叫做自己人对自己人“动手术”,因此,其痛苦和困难可能更甚于面对敌人。与党的第一次革命不同,改革所革命的对象是有着不少禁区的旧体制,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基本制度的组织形式。这对改革者提出的要求不再是战争年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一不怕吃苦二不怕吃亏。因为,改革中的受伤者深层次的原因是受旧体制的熬煎和折磨,但表现形式却是领导人的批评,同志们的误解,和诽谤者的打击,谁是谁非官场上暂时弄不清楚,连是否受到了伤害社会上都看不明白,甚至于还要承受好心人的埋怨和指责。
至于人治与法治之争,吕日周说,一般旧体制的弊端有文件、条款的依据,而体制外的创新办法尽管能解决体制内的问题,却没有法律依据,改革者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在没有一定气候的条件下,上级支持这样的改革会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使支持的力量要滞后一段时间。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改革者的各种遭遇。
吕日周说,按旧体制的老框框老规矩绝不是法治,对创新者的成功经验尽快肯定,并形成党的制度性规范,才是真正地走向法治。
而且,惟有法治也才能巩固吕日周们的改革成果。
然而,吕日周遗憾地说,他曾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进行过五次大的实践,前四次均已半途夭折。第一次是他在原平任县委书记时,到1989年党政机关干部由800人精减为530人,但1989年他离开后,该县又从企事业单位调入党政机关300多人,而他走时盈余约7000万元的县级财政1992年赤字达600万元,1994年达2180万元。第二次是在朔州当市长时,开始他们坚持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法院、检察院总编制600人,到1996年增加到1061人,1997年财政供养人员达到3021人,1998年达到4292人,财政供养经费占到市级财政收入的122.6%。第三和第四次则是他在任省体改委主任时所抓的隰县和浑源县改革试点。隰县采用“小政府大服务”的办法,三百多名干部离岗创办经济实体,浑源实行九百多名干部脱钩自养。但这两次改革不是由于工作调动,而是由于观念和认识不一致造成。有人公开在《山西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以精兵简干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对他最投入最致力的长治改革,吕日周更多地只是说他在任上干了些什么。至于他走以后,长治怎么样了,他没有多说。而记者知道的是,从2003年卸任离开长治后,他再也没有回过长治。
吕日周的起起伏伏,也许注定将成为他所代表的中国少数官员部落在这个社会转型、政党执政理念转型特殊时期的宿命。而在他之后注定还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新星”涌现,但是,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下一个十年,改革者们将面临着怎样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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