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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帆
在长治，吕日周曾提纲挈领地提出过许多针对干部的口号式言论，诸如：谁不带头，不让谁当头；谁不干，干谁；谁不改革，改革谁；谁不吃苦，苦谁；还提出谁不从严治党，党就从严治谁；谁不打扫卫生，打扫谁。曾提出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公开问题、解决问题和追究责任的五步曲工作法。曾提出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的公式。
然而，他光说说也罢了，关键是他真这么做了，破坏了官场现有的生态平衡和固有的游戏规则。于是，有人向上反映，说这种做法对民有情，对官无情；得了民心，失了官心。他的工作方式甚至被下级官员评价为简单粗暴和一厢情愿。
吕日周看来，改变现行的一些规章制度及干部长期形成的作风，特别是转变干部的作风是政府创造环境的关键所在，是这场革命的主题。
逼着官员做“小事”
三年前一位下岗工人向吕日周诉苦，说自己拦住一位领导想反映问题，可这位领导说：“那么多大事都管不过来，还能管你这小事？”下岗工人想讲道理：“你学不学‘三个代表？’”这位领导火了：“你是什么代表？你能代表群众？”这位下岗工人没词了，总觉得自己有理说不出来。
吕日周说，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无小哪有大？无少哪有多？无人哪有众？只想发指示不想管民事的官是想以大代小，以抽象代具体，以说话代办事。他们清楚，越大越抽象，越大越容易，越大越省劲，越大越不犯错，想把具体的、难办的事情推给别人去办。越小越深入，越小越具体，越小越难办，越小越费劲。可是他们忘记了“榜样的作用”：上行下效；“体制的弊端”：上下同口径（同半径），这就造成了有的地方出现了传达会议精神上下一般粗和落实会议精神上下一般细的现象。
在长治，吕日周就是从一封封的群众来信，从解决一个又一个看似的小问题入手，解决了社会上一个又一个的大难题。
吕日周2000年2月13日到长治上任后的第二天，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告他说，全市基本不欠教师工资。可是，到了2月15日，他就收到长治县75岁的共产党员李秋宝的上访信，反映县里欠他妻子（小学高级教师）10个月的基本工资4870元。后来还收到了不少反映类似问题的信件。经过调查，他发现欠发工资面大、量大。于是，在全市开展了解决拖欠教师工资的工作。从补发工资100万元，一直追到补发400万元。到了4月12日，下边又报告说，全市拖欠教师的工资这次算全部解决完毕，于是以市委、市政府和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全市再不欠教师一分钱的工资。可是，到了5月9日夜，吕日周到沁源县王陶乡王陶村党支书家调查，方知这个村学校的23名教师都没有按时足额领到欠发工资。
吕日周了解到，该乡是个比较富裕的地方，而教师的工资也已经由县财政足额下拨到乡，为什么不给教师发工资呢？他把乡领导连夜叫过来，询问为什么不给教师发工资？他们说不出任何理由。
一封信引出一波三折，其中反映出的官员弄虚作假之风让老吕深思。他分析说，下级干部怕暴露问题，急功近利，甚至用弄虚作假的办法把有问题弄成没问题，把有问题糊弄成有成绩，从一方面看是干部为讨好上级，使上级不能以实事求是的标准评价干部，而使自己占便宜。但从另一方面看，弄虚作假掩盖了旧体制带来的多种问题，比如：旧的经济体制带来不能充分调动积极性的问题，旧的政治体制不能很好促进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的问题和旧的管理体制使制度框架没有落实及制度落实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公正等问题。而后者产生的后果更严重、更危险。因为掩盖了旧体制弊端带来的问题，人们就很容易把体制的弊端看成体制的正确，也就认识不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是危机导向，找不到存在的问题，就很难掀起改革的浪潮。
治懒官更要治懒制度
初到长治，不熟悉老吕的官员大都挨过批。
他曾经给一个干部布置了一个任务，过一段时间再问其落实情况，这位干部竟然反问老吕：你还没有忘记？我没有办，我估计你也忘记了——我过去有这个经验。
老吕说，他碰到类似的情况太多了。而当前制约和阻碍我们发展的核心就是由“懒”造成的。群众懒是由党员懒造成的，党员懒是由干部懒造成的，干部懒是由班子懒造成的，班子懒是由一把手懒造成的。懒干部造成赖环境，赖环境造成了慢步伐。
但是现有的干部体制，其弊端正在于有裁判而没有准确的度量衡。为之服务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的裁判权，大家心中有杆秤，可是只能称出重量没有用。于是，一些干部就利用这一体制性的问题，只跑官，不跑民；只享受，不吃苦；只应付，不实干。
当前最重要的不是解决用什么来评价干部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由谁来评价干部的问题。考核干部除在一定的领导职务范围内的干部测评外，还应该增加普通群众民主测评的内容。说到底，没有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就没有彻底追究责任；没有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就不会有落实。新的干部体制诞生之日，就是干部对人民完全负责之时。
老吕思忖着这样一个规律：他逼必然带来自逼。而他逼能带来加强领导，自逼却能引发体制改革。
他对新闻舆论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在原平时，他组织媒体办过《让全县人民都知道》专栏，在朔州办过《让全市人民都知道》专栏，到省体改委还办了《让全委干部都知道》的监督黑板。来到长治，当他看到四平八稳的长治日报，充斥娱乐节目的电台、电视台，便决定对长治的新闻媒体做一次“大手术”。
他在长治工作三年间，每天凌晨5－6时之间准时阅读和批示市报。就在上任第一年，他在早晨读报后有50多次把报社负责人叫来讨论监督问题，其中大多数是因为报纸监督不到位而受批评。
有人统计过，从2000年2月，长治日报第一次刊发批评稿件，到2002年10月累计开展监督1935次，而此期间，老吕给长治各媒体的批示意见共有597条，平均不到一天半就有一个批示。
于是，自从老吕来到长治，以前人们不太爱看的长治日报成了上至官员下到百姓的抢手货。
老吕说，阳光才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才是最好的手段。而敢于公开的前提是自己必须一身正气，办事不搞暗箱操作。在长治，老吕先后推出了十多项工作公开。
最重要的就是用人公开：通过公开选拔、公示、试用、末位淘汰、电视公开演讲，常委会差额投票表决等新的用人机制，先后提拔26位同志到正处岗位，选拔民主副县长9人，经全委会差额投票选举选用3人到重要岗位。
此外还有花钱公开，一些地方创造了取消一支笔，实行会审、联批、民评制的经验；决策公开，对书记办公会纪要、常委会纪要等进行登报；领导工作职责公开，领导干部下乡吃、住、调研情况公开，包括领导干部与群众公开对话也要公开；对干部职工的处分情况公开；抓不落实的人和事公开；各级各部门挤水分情况公开；办事结果公开；领导干部住房、坐车、出差、看病、花钱、批条、用手机等情况公开。
老吕说，公开化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断了有些人的“三路”：即“官路”（跑官、要官、买官、闹官）；财路（乱收、乱报、乱支、乱花）；玩路（下歌厅、洗桑拿、玩扑克、打麻将），并且端正了“三风”，即党风、官风、民风。
2001年正月初十，长治市四套班子成员和十三个县（市、区）委书记、县长都到老劳模李顺达、申纪兰的家乡──西沟，参加市委常委扩大会。会上，老劳模们提出：“人叫人干人不干，制度调动千千万”；“人治没深浅，法治有分寸”；“带头带一时，制度管长远”。
老劳模们的话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建立制度比转变作风更重要，要把创造环境逐步引向创建新的、有效的“制度环境”中。
会后，长治市委作出了建立多种制度的决定。《中共长治市委关于实施“五大监督”的意见试行》于2002年1月21日在中共长治市委八届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正式以制度建设为内容，提出了建立以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的党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和工作监督，以政协和统战部牵头的民主和民主党派监督，以新闻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以信访部门牵头的群众监督等“五大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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