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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经济学家何止两派，为什么只能非此即彼、二者只居其一呢？经济学家看问题，应当实事求是，认为对的就支持，认为不对的就反对。
中国当前出现的种种腐败行径，主要并不是从市场化中产生的，而是来自部分官员滥用不受约束的权力。
改革，会受到某些有权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有时还会受到不明真相或另有他图的人们的反对，因此决不是能够轻易实现的。
本报记者 柏晶伟
2004年10月20日，北京入秋以后一个宁静的夜晚，天色昏黄，街灯初上，似有若无的细雨湿润了通往北师大教师宿舍的砖石小路。
吴家客厅的窗棂透出清黄的灯光。
这是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十分熟悉的地方。
为我们打开房门的是吴敬琏先生的夫人——周南女士，周老师一边笑着把我们让进屋，一边回头慢声细语地对着餐厅说：“你可得快吃啊，客人都来啦——”我们并没有见到吴老师。
吴敬琏先生和夫人前一天晚上八点钟刚从上海回到北京，今天又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开了一整天的会，在离我们约定好的七点十分的采访时间还差半个钟头的时候，他才走进家门。
五分钟后，吴敬琏来到客厅，在一束含苞待放的白玫瑰旁落座。眼前这位74岁的长者，神情怡然，看不出忙碌了一天之后的丝毫倦意。我们问，吴老师您怎么这么忙啊？吴敬琏把头扭向夫人：“你说说，我都干什么了？”周南笑而未答。我们提出，得给您拍两张照片。吴敬琏连忙整了整领口，又把花格子的休闲衬衫抻抻平，问：“穿休闲装是不是太随便了？好么？”
在这样一位曾几度陷入经济学问题重大争论旋涡的经济学家面前，我们看不出任何焦躁的情绪，吴先生一如往昔，仍然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
绿草青青，水波不兴
……
2004年，中国经济学界依然风起云涌。新年伊始，几位自称“非主流派”或“左派”的人士高举起“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大旗，对他们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大张挞伐，他们把吴敬琏也编排进这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集团”之中，给他加上一大堆骇人听闻的、但却是完全莫须有的罪名。
尽管今年3月间中央领导已经就始于去年下半年的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作出了“投资规模过大”、“贷款增速过快”、“物价上涨趋势明显”和“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的结论，但是，对于是否动用货币政策手段来进行调控，由于涉及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仍然在不同观点之间争得面红耳赤。早就认为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主要应用市场方法调控的吴敬琏自然不会避开这一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争论。
如果关于宏观经济的争论基本上是属于理论政策之争，另外一些争论就带有更强的火药味。
7月份，谤言又来自另一方面，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决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借经济学家董辅教授谢世的机会，重弹2001年股市大辩论旧曲，声讨吴敬琏，声称今天的中国股市满眼飘绿、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困境，全是由四年前吴敬琏对“政府托市、国企圈钱”和“股市比赌场还不如”提出批评造成的。
在8月间，“非主流经济学家”积极声援这种批判。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长江商学院的郎咸平教授“由案例而问题、由问题而主义”地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和这种经济主导下的国企改革而掀起了新的高潮。
思想无疆。吴敬琏曾经说过，改革迫切需要自由而切实地讨论的学术氛围和经济科学进步赖以发生的良性竞争局面。他倡导惠风和畅、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和严肃、严谨、严格的学术规范。但从常理看，当如此变化不居、风云莫测的现实问题展现在你的眼前的时候，在别人的手指头已经戳到你的鼻子前的时候，不由得你会蹙眉、会振臂、会高呼，这是一切正常人的正常态。
但是，吴敬琏对此，一笑置之。
他说：“马克思早就说过，利益会把仇神召到战场上来。至于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
他的平静令我们吃惊。
经济学家要坚守独立客观的立场
据网络媒体的分析报道，“郎咸平旋风”引发了据说是“倒郎派”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激战。一些平面媒体则在睁大眼睛看“吴市场”究竟会站在哪一方，属于哪一个派别。9月中旬，吴敬琏在深圳的一个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论坛上对几个涉及“郎顾之争”的提问被一家报纸的记者整理成文，以该报专访的形式公布了出去。吴的回答大致包括三层意思：（1）利用国企改制之机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不是个别现象，应当对这种现象作坚决的斗争；（2）对于郎教授指控科龙等一系列企业家盗窃国有财产，自己没有调查研究，无法作出判断；（3）不能同意郎教授关于“国企效率优于民企”、“国企不能退出”的主张。吴敬琏的这一平和求实的回答，遭到一些人的怒骂痛斥。“左派”网站发表文章说，这是“吴敬琏们黔驴技穷”的表现。北京一家官方媒体也发表文章，说吴敬琏既不全盘肯定郎咸平教授对一系列企业家的指控和对国企的主张，又不“拿出事实和数据来驳倒郎咸平”，是在玩“太极推手”，说是像吴敬琏这样的学者只“乐于到企业做顾问或独董”，“互相唱和跑跑堂会乐得屁颠屁颠”，而“对于真正关乎改革成败，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反而看到了但不深入去做，即使做了也是……从概念到概念，犹如隔靴搔痒”。
吴敬琏说，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决不能再用了。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经济学家何止两派，为什么只能非此即彼、二者只居其一呢？经济学家看问题，应当实事求是，认为对的就支持，认为不对的就反对。例如，目前不少‘管理者收购’（ＭＢＯ）的做法就有很大的漏洞，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弥补。这一点，过去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一再强烈呼吁过，现在郎咸平教授再次把它提出来，当然不应以人废言，而应当坚决支持。但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并把一切问题归之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用‘大政府主义’去加以纠正，我是无法接受的。另一方面，说即便公共财产被贪官送给了私人老板，也比放在政府手里烂掉强，我也是一贯反对的。”
吴敬琏说，每个人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但要看是什么利益集团。经济学家是为谁说话？“我认为经济学家主要看他的观点，不是代表哪个利益集团讲话，不是哪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经济学家怎样坚守其立场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吴敬琏说，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有很多教训，经济学家被要求跟着政治走。而经济学首先是实证的科学。经济学家首先要坚守的是实事求是地、按照事情本来的面貌说话。这个结论是我们经历了40来年的曲折后得出的，也是像顾准这样诚实的学者用生命为代价得来的。
“当经济学家就要回到你的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来。经济学家可不可以有其他的身份呢？在我看来，经济学家也是公民，当然也可以从事其他公民有权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问题是这两重身份决不能混淆。如果在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是根据生意上的利益说话，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话，就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对过去的经历进行反思的时候，吴敬琏就曾下定决心吸取自己以前由于“惟上”、“惟书”竞至违背科学良知的教训：一方面要从善如流，知错即改；另一方面，当还没有证明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时候，也不因“上”面讲过或“书”上讲过或者某种流行观点的压力而轻易改变。“所以我总是本着这种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张。哪怕它不被认可和接受，也决不轻易放弃。”
正因为如此，吴敬琏在他的同辈师友和学生中间，有着上佳口碑。
我个人的生命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
吴敬琏在他的著作里，在不同的演讲场合，很多次提到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这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记者问他为什么总是记着这句话。吴敬琏说，在任何一个时代总有随波逐流的人，但是一个社会总是还会有一些有点精神的人，做点事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生命与他所处的时代休戚与共，骨肉相连。
吴敬琏一直很幸运自己能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出一份力。他说，“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批来斗去，或者充当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能够赶上改革的伟大时代，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这一人类文明的成果，并运用它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服务，是我的幸运。”
1954年，吴敬琏从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那里度过了30年的时光。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赶上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接着“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欢欣鼓舞之余回过头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实际，他禁不住感到困惑：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光昌流丽图画的差别何其巨大。例如，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由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国民经济必然会无危机地高速度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生产却是一时多了，一时少了，经常出现巨大的波动。斯大林去世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遗产进行反思时，吴敬琏开始对从苏联教科书中学到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疑问。当1956年听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传达时，吴敬琏衷心地认为，毛以自己敏锐的眼光洞察了事情的底蕴。毛泽东在那篇讲演中集中批评的苏联体制权力和利益过分集中的弊病，这同吴敬琏自己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完全吻合。因此，他满怀热情地参加了根据《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精神和1956年5月“全国体制会议”的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准备工作。吴敬琏奉派参加对机械工业、轻工业、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企业的调查和对财税改革方案的研讨，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
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保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对这种体制作些改善。吴敬琏将其概括为，改革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个是扩大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的自主权，加强物质刺激和对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以便为命令经济注入某些活力；另一个是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批判资产阶级”，以便动员群众的“革命精神”去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两种做法交替使用，而对吴敬琏来说，则在两种思路之间摇摆。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反右派”运动和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浪潮，使研究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了。许多人都会记得吴敬琏对自己这段学术经历的回顾，也总是为他的坦率而感动，这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自赎式的心灵告白：“我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我自己被定成‘中右’，我只有怀着力求涤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派’‘原罪’的心情，努力去跟上愈来愈‘左’的政治形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1960－1964年期间写了好几篇所谓‘符合政治方向’的论文，其实只不过用寻章摘句注经解经的方法来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作多少带有‘理论色彩’的说明。”后来，吴敬琏对这一时期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彻底中断了经济研究所的工作。在黑暗时期的干校“牛棚”中，吴敬琏与顾准成为忘年交。他们冷眼观察”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疯狂表演，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背景，对近代中国人走过的道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20年的经历进行了认真的思索。通过这种反思，吴敬琏对所谓“行政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质和政治经济后果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认为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势必走到“封建社会主义’、“东方专制主义”之类的邪路上去。
带着这些思考，1977—1978年，吴敬琏参加了于光远教授等发起的“按劳分配讨论会”，试图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按劳分配、企业经营机制、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上进行探索，寻求进一步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和富国强民的道路。
1980年初和1981年春，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导人Ｏ·锡克先后来华讲学，带来了东欧改革经济学的新鲜思想，给中国改革者以很大的启示。特别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指出，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经济关系组成的整体，每种体制都有自己逻辑一贯的运行规则；经济体制改革既然是由一种经济系统到另一种经济系统的跃迁，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于实现这种变革，还会引起经济运行的混乱。这促使吴敬琏和他的一些同事把研究重点转向不同经济体制的比较和不同发展战略的比较。
1983－1984年吴敬琏到美国耶鲁大学做了三个学期的客座研究员，一方面在耶鲁大学的社会政策研究所做“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另一方面对现代经济学进行集中的补课。
回国后，吴敬琏加入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之一，从此开始了政府咨询机构的工作。其间，他参加了1986年国务院领导提出的“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并成为与“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不同的“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并在80年代中期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走出放权让利的怪圈，走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的思想。
当时，吴敬琏的思想主张时常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反对市场经济的人们，他们坚持认为，计划经济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他们对吴的责难是”迷信市场“；另一方面是改革阵营的某些朋友他们认为只要实现产权改革就会万事顺遂，他们对吴的责难，则是“理想主义”、“保守僵化”等。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改革时期。关于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甫一确定，触及工商企业和财政、金融、外贸等的全面改革开始了，需要研究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吴敬琏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国有银行的改革、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小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从90年代初期开始，他较多地将注意力转向民营经济。每一年，他都要到各地考察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2004年春天，他继1998年的浙江调查进行了又一次大面积的深入调查。
近年来，改革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和腐败行为愈演愈烈。这促使他思考腐败的根源问题。他和一批同事在1988年组织了关于”寻租理论“的讨论，呼吁通过改革铲除“权力搅买卖”的滋生寻租活动的土壤，建设指向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世纪之交，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的改革不但要回答“要不要市场经济”的问题，还要回答“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不只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土地和自然资源市场、资本市场等都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这些市场的游戏规则应当清晰透明，政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同样应受到法律的约束，或者说应该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
还是要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
据吴敬琏的跟踪分析，1998年以后，中国腐败问题更加严重，几乎成了一股顶不住的风潮。
“当初您想过市场经济是这个样子吗？”我们问。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们一批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愈来愈认识到这种危险。80年代中期，主要是“官倒”们的商品寻租的问题，1992－1994年是信贷和土地寻租问题突出了。我们当初设想的，通过有规则的市场的建立，就可逐步得到解决。例如，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商品市场放开了，商品寻租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行政垄断权力迟迟不肯从市场退出，土地、信贷等要素寻租的问题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不仅如此，在1997年中共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企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又利用手中不受约束的权力上下其手，使一些人得以侵吞公共财产和剥夺大众以自肥，成为豪门寡头。
吴敬琏说，不少人以为搞市场经济了就可以狮子大开口、名正言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些人是新时代的于连。于连们，为反对旧统治的压制要起来反抗，但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择手段。这些人是大变革时代的产物。
事情很清楚，中国当前出现的种种腐败行径，主要并不是从市场化中产生的，而是来自部分官员滥用不受约束的权力。所以，在吴敬琏看来，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回到命令经济。
吴敬琏说，这也正是他不能同意郎咸平教授实行“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原因。
改革，我们还在过大关
吴敬琏在2000年出版的《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一书，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争相阅读。他在四年前说过，十五大以来，我国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重大突破。现在关键是贯彻落实。在当前的改革中，我们不但要解决计划经济中形成的制度问题，还要解决过去20年放权让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问题。不能拖，越拖越被动。必须横下一条心，厉行根本性的改革。他说，目前在经济改革方面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有五个：
其一，要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改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在国企改革中，金融领域的国企改革最落后，也最危险，必须加快推进。
其二，尽快解决私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对私营企业的歧视性待遇，正制约着其健康发展。比如说，现在民营企业可以自营出口了，但其门槛比国营要高好几倍，这不符合十五大的精神。给民营企业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一种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而是至少10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所要求的长期政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应取决于这种经济成分对生产力发展、对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提高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
其三，加快建立新社会保障体系的进程。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新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原则至今已经11年，可是无论城乡，新体制建设的进度都十分迟缓，这是十分危险的。拿城镇居民（包括所谓“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来说，主要是在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基金补偿上。老职工在他们工作的岁月里已经通过“低工资”制的形式向政府上缴过自己的社会保障基金，现在他们从政府取得补偿，也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切出一块现有国有资产补偿政府对他们的历史欠帐，是一种最简捷易行的办法，应当促其实现。
其四，市场经济的支持性系统亟待建立。现在金融系统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市场经济不是面对面，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必须依靠信用。因此信用问题生死攸关，而现在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以致失信现象极其严重。
其五，要确立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要确立法治。要使老百姓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并使他们有足够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让官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职权，并受到法律的监督。
吴敬琏说，所有这些改革，都会受到某些有权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有时还会受到不明真相或另有他图的人们的反对，因此决不是能够轻易实现的。
记者问他，改革的大关还能过得去吗？吴老师笑着说：“这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主要得靠你们啦……”
尾声
吴敬琏说过：“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这段话出自2001年初春，是对他的“投资界”批评者的答复。尽管有人为了他对权力操纵的中国股市的批评言论给他戴上“缺乏专业化的理性精神”、“感情化的平民意识宣泄”之类的帽子，还有人斥之为用幼稚的道德标准评价复杂的经济活动，然而，无人能否认吴敬琏的真诚。
人因为真诚而变得可爱，因为真诚而变得简单，因为真诚而变得透明，因为真诚而变得可敬，在这个普遍缺乏信仰和公信度又善于遗忘的国度，吴敬琏和一大批真诚为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经济学家的出现，是国家民族之福。
“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我们衷心祝愿这些真诚、正直的经济学家在未来的岁月里，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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