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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亮的10年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27日 10:14 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 傅旭明

  记者给徐明亮打电话,他在广东番禺,他说过些时候可能还要回广州。

  1994年春天,徐明亮到了广州。10年来,他一直活动于珠三角大大小小城市的建筑工地之间。最近几年春节,他老婆每次都问记者,北京有没有合适的事情可以做,她说,徐明
亮从来都不好意思开口求人。

  前不久,徐明亮向记者征求意见说:“我种田早就不在行了,今年已经45岁了,打工又不能打一辈子,想以后回家承包河塘养鱼。您看怎么样?”

  跟着老乡包工头

  徐明亮头一回到广州时,是跟他的妹夫,还有村里几个小伙子一起去的。包工头是江西省都昌县另一个乡人,算是老乡了。

  徐明亮的工种是扎钢筋。他说,那个时候一年下来也只能挣2000来块钱,不过消费比现在低多了。当时年轻,经济上没那么多负担,思想压力不大。

  徐明亮第一次离家时,刚结婚不久,孩子很小,老婆在家里带孩子种田,农忙的时候,徐就自己回去或是花钱请村里的人帮忙。

  五年前,徐明亮的妹夫自己开始做包工头,徐给他妹夫带班,虽然不要自己亲手干活,但比自己干还累,也要和工人一起加班熬夜,工程忙的时候经常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歇,第二天六七点又要出工。当记者问他,每年年底是否都能拿到自己的工资时,他肯定地说,能。

  不过他又说,别以为所有的民工都能拿到工资,现在报纸上报道民工讨工资的事,实际上很早就有了,只不过没人报道而已。每年到了年底,工地附近总有打架的,都是因为工人讨工钱而包工头不肯给,有的是工人结伙打包工头,有的是包工头找人打工人。

  拖欠工资原因各式各样。有的包工头包了一个项目,到过年还没有完工,他只给工人发80%的工钱。因为他怕工人明年不来,又得重新招工,所以扣下20%的工钱作为押金。还有一种情况,建筑公司也只给包工头结80%的工程款,他也同样怕包工头明年不来,而工期是一天都不能拖的,拖一天就要赔一天的钱。可工人不管这一套,在他们眼里,辛苦了一年,就应当领到血汗钱,对于包工头的承诺和明年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想那么多。事实上,的确有很多包工头卷了工人的工钱就跑掉。

  就在徐明亮刚来广州的那年,和他同村的一个小伙子(在工地上做油漆工),为了讨工资跟着一帮人去和老板的人打起来,结果死了人。主犯花了不少钱,打通了公安局等关节,得以被释放。而这个小伙子没钱,只能坐牢,被判10年,后来表现好,改判7年,前两年才被放出来。

  徐明亮说,要是出来打工,还是跟着老乡包工头比较稳妥。像这样的情况,一般每个月包工头给工人发80%的工资,到年底再发齐另外20%,相互都比较信任,不会出什么问题。

  不敢一个人上街

  徐明亮刚到广州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上街,因为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女的还要计划生育证)不齐。

  “我们来广州,都是从县城坐长途汽车直接拉到工地,吃住都在工地上,哪里去办什么暂住证,办一个暂住证一年要200多块钱,办务工证也要100多块钱,当然是能不办就不办。

  “可是,如果一旦被查到,不仅要补办证件,还要挨罚款,加起来也有300多块钱。”

  徐明亮说,“我们尽可能少上街。上了街也要躲着走,被抓住了就划不来。”

  徐明亮说,从1997年开始,查证越来越严,而没证的民工也越来越多,因为很多老板都要求工人将有关证件押下,这样可以防止他们偷东西逃跑。

  徐明亮听说孙志刚的事情了,当时徐也在广州。“吓得够呛,一个大学生都会被打死,何况我们民工!”徐说。

  如今,虽然听说政策改了,徐还是不敢上街,尤其是在晚上。

  赌博是打发闲暇的最好方式

  2000年春节过后,徐明亮的老婆也跟随着,到了他在广州的建筑工地上,主要工作是给工人做饭。这也是应工人们的要求,因为工地外卖的饭菜又少又难吃。徐明亮乐意这样,因为夫妻不用长年分居,免了村里的闲话和夫妻相互猜疑。来做饭就是来挣钱,当然一定要经过包工头也就是自己妹夫的同意,条件是包妹夫一家的吃喝,而且他们还要抽成。

  老婆另一项工作就是监督徐明亮,不让他赌博。徐明亮说,长期在工地上,遇到下大雨好几天开不了工,大家就打牌,带点小彩。徐明亮最多一次输了100多块。为此,他老挨老婆骂。

  2000年开始,徐明亮戒赌了。有人拉他打牌,得先说好,不来真的。

  孩子到城里上学比做梦还难

  徐明亮觉得,老婆和自己在一起虽然好,可两个儿子都在老家总让他放心不下。他做梦也想着能让儿子来广州上学,这样一家人相互有个照应。徐明亮在广州打听过好多正规学校,有的学校说,学校满员了,有的学校要缴纳2万多块钱赞助费(这远远超出徐的承受能力),有的学校干脆直接说,我们不收民工子弟。

  夫妻俩也考虑过,让孩子上工地附近的民工子弟学校。可他所在的建筑工地,一般都在广州市区的繁华地段,而民工子弟学校都在市区的边缘地带。况且,工地随时挪动,甚至还会到其他城市,怎么着都不方便。

  “社保医保”,听说过没见过

  记者第一次见到徐明亮是在15年前,那时,他还是一个一顿可以吃三四碗面条的壮小伙子。

  后来,每年春节记者几乎都能见到徐。近年来,徐老了许多。一个月前,记者又见到他,他很消瘦,记者问他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没有。记者建议他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他说没关系,就是因为累,最近加班多没睡好,老天保佑这些年很少生病,感冒都很少。

  记者问徐明亮有没有参加医保,因为前几年开始,已经有许多城市出台政策,农民工可以在当地参加社保和医保。徐明亮说,这事他知道,但是他认识的民工里,没有参加的。听说参加医保很麻烦,要办很多证明,还要交钱。

  “别说医保了,我们生病都不敢去医院,最多自己买点药吃,有的人连药都不买,就那么扛着,工都不歇,拖着拖着也能好,实在拖不过去再买药吃。”徐说。

  跟村支书打了一架

  这些年,让徐明亮感到很烦的事,还有农业税。2002年夏天农忙回老家,徐明亮因为农业税的事,跟村支书打了一架。他对记者说,农村税费改革搞了好几年,听说有的地方都取消农业税了,可他们家还是老样子。“也不是交不起那些钱,只是村干部太烦了,每年都要想法子多要钱,而且态度很横。”徐说。

  打架是这样发生的:徐明亮的二哥欠徐明亮钱,村委会欠徐明亮二哥的钱。村支书找徐明亮催缴农业税时,徐明亮希望和村委会抵消一部分账,村支书坚决不答应,徐明亮就要求村支书先把他二哥的钱还了,双方争执起来,最后动了手。村支书脸上挂花,打电话到乡派出所找人抓徐明亮,徐逃掉了,老婆被抓到村委会,答应掏医药费后,才被放回家。

  从没想过自己当老板

  2004年初,徐明亮和妹夫一家闹掰了。原因是他妹夫要在他的工资里扣掉一年的伙食费,徐明亮不干了:“我吃的是我老婆做的,凭什么要我交伙食费!”

  徐和妹夫大吵一架,第二天就到惠州,他妹夫的弟弟包的工地上带班去了。徐明亮刚走不久,他妹夫工地上的工人都纷纷要走,把他妹夫急坏了,一天好几个电话拉徐明亮回来,徐明亮开始并不回头。

  包工头再找一个带班的不就行了?徐明亮有些得意地说,没那么简单。带班的要会给包头核算工时,包工头往往要根据带班核算的工时,去和建筑商谈承包,算不好就可能赔钱。当然,管工人也需要能力,要知道每个工人的习惯和能力,还要对工人业绩作出客观评价。

  如今,徐明亮还是回到他妹夫工地上了。一方面因为他妹夫给自己的弟弟施加了压力,再就是给徐涨了工资,现在是包伙食每月1800元。徐明亮的老婆也有了个更轻松的活——开升降机。

  尽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但徐明亮自己却没打算做老板。他说,自己不是这块料。“别看包工头在工人面前可以摆出一副老板的架子,可是他们在建筑商那里,连孙子都不如。人家吐口痰在他脸上他都不敢吭声,还要经常陪人吃喝、找小姐。再说,做这行现在也不如早些年挣钱了。主要是工人工钱涨价,今年大工的工钱由原来的每天50块涨到了60多,小工平均也涨了10块钱,就这样,工人也不好招,因为农产品涨价。如果农村生活过得去,谁愿意吃苦受累地跑到城里打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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