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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万有过下岗经历的中国人中，他可以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解他的经历之后，我们却又能发现，他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一个“典型”：他没有疾病缠身，也没有生活无着——在下岗人员中，他的生存状态不算最“惨”；但是他和每一位下岗人员一样，默默地承担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代价，忍受着社会、家庭、内心的种种压力，艰辛而又顽强地生活着——
本报记者 邹建锋
10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赴浙江省嘉兴市采访嘉民（应本人意愿，此为化名）。
穿过遍布酒楼茶肆的华庭街，记者按照嘉民的指示来到位于市区东北部的杉青闸，寻找他目前供职的一家私营服装厂。
与华庭街的流光溢彩相比，杉青闸一带显得杂乱拥仄。在曲曲折折的弄堂深处，记者迷路了。不得已，只好再给嘉民打电话。听嘉民在电话里说了半天之后，记者一半依据他的指点，一半凭借感觉，经过好几次“碰鼻子转弯”，终于“摸”进一个杂草丛生的大院，找到了嘉民。嘉民说：“这里原来是丝绸公司的单位，后来他们都集中到工业园区去了，服装厂老板就借用了他们留下的厂房。”
下岗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2001年8月，离嘉民在当地的制药厂工作满20年还差3个月。
一场风波之后，药厂停产。从2001年9月起，嘉民每个月领取的薪水变成了“生活费”，每月410元。嘉民和200多名在职员工懵懂了一阵才明白：自己事实上已经下岗了。
直到2004年10月初记者采访嘉民，药厂依然处在“停产”状态。“我们的身份还算是在职职工，但是早已经没班可上。”他告诉记者，由于药厂的有关事情尚未最终了结，职工们的“身份”问题一直拖着。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大家出去找工作，很多时候因为没有下岗（失业）证明，还遇到了不少麻烦。
为了解嘉民所在企业发生的风波，记者又经过多方走访，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嘉民所在的制药厂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制药厂之一，创办于20世纪70年代。
“在嘉兴地区的制药行业，我们曾经是老大哥。在浙江省范围内，我们也有过很重要的地位。那些现在很风光的药厂，历史很多都没有我们长，他们创办的时候，还派人到我们厂来培训过呢。”药厂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药厂的发展遇到了诸多困难。体制陈旧、机制不活、技术落后、资金不足……不少国有企业遇到过的症状也出现在药厂的身上。
1997年前后，药厂陷入了低谷。一个在当地医药行业流传甚广的故事反映了当时药厂的窘态：时任嘉兴市副市长的陈德荣到药厂视察，在一个车间里面当着干部职工的面说：你们这个厂和嘉兴的煤饼厂差不多！
为了寻求企业的出路，药厂从1997年开始谋求改制和招商引资。先后有国内外多家企业对药厂表示了合作兴趣。
嘉民告诉记者，当时药厂虽然经营面临不少困难，但是由于拥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和多个产品的批准文号，所以一些想涉足制药行业的行业外资本对此很感兴趣。
1999年底，民营企业温州金泰集团与药厂的母公司嘉兴市医药集团公司以及原药厂负责人签订了组建嘉兴市金泰药业有限公司的合同书，金泰占80％的股本，后二者分别占股10％。
“应该讲，无论是市政府、药厂，还是老百姓，大家对金泰的进入还是满怀希望的。改制之后，企业员工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原来月收入多数不到一千，改制后平均增加了二三百元。在当时的嘉兴，这个收入也算中等偏上了。”嘉民说。
但是好花尚未开，好景已不在——金泰药业未能有效地改善其经营管理，2000年、2001年连续出现亏损，《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换证验收也出现困难。更令员工们不安的是：金泰集团原先承诺的技改投入也迟迟不见动静。2001年6月底，金泰集团决定受让位于嘉兴市区中心位置的药厂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
“人心开始浮动了。大家都说，药厂惟一值钱的只有这块土地了，如果被金泰方面买去抵押掉，这么多职工的棺材本也没有了。”嘉民回忆道。
从6月下旬开始，原药厂的有关负责人与金泰集团方面矛盾开始激化。员工情绪激动，出现了一些过激言行。“由于7月份工资没有发，大家围堵金泰方面派来的负责人讨说法。8月上旬，还先后五次到医药集团公司和市政府上访。”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
嘉兴市政府也先后多次派员进行协调，但是效果不大。
金泰集团则撤出管理人员，并邀请多家新闻单位对此事进行报道，对嘉兴市的投资环境表示不满。
从2001年8月份开始，金泰药业全面停产。为了维护稳定，嘉兴市政府责成金泰药业的小股东——嘉兴市医药集团公司每月垫付金泰药业职工每人每月410元的生活费，待有关问题解决之后再进行结算。但是令医药集团公司叫苦不迭的是，金泰药业的大股东——金泰集团有关人员自2001年7月下旬不辞而别之后就杳如黄鹤，直至今日，也再无消息。问题就这么拖了下来。
谋生记：“在同伴中我算中上”
“2001年7月份是部分停产，8月份就全面停产了。一开始老百姓倒也还有点开心——让他们去闹吧，反正我们不用干活了，大家天天到厂里吹吹牛、打打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感觉就不对了：打牌的人越来越少。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不少人已经开始到外面找工作了。”嘉民说。
嘉民告诉记者，当时他也跟着大家玩了一阵子，但是不久就感觉“不好玩”了：每个月只能领到区区410元的生活费，加上爱人的收入，全家的月收入比过去下降了一半多！赶紧找工作去吧，要不家里快揭不开锅了。
金泰药业停产之后，嘉民在外面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信息公司做“采编”。“说白就是到企业拉广告。”嘉民说，“真的很难做啊！到处碰壁。东奔西跑一个月下来，工资只拿到了200多元。”
随后，他又到一个保险公司谋了一份工作。“钱也不好挣，干的时间也不长。”
他说，在最初的半年里，自己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常客。“原来在药厂自己好歹也是车间主任，没想到会落到到处打工的地步。心情也特别不好。”
2002年春节之后，一位在某私营服装厂担任厂长的朋友得知嘉民的情况后，邀请他到该服装厂担任厂办的负责人。
服装厂不大，满负荷运行时也就100名左右的工人干活。但是对于嘉民来说，至此总算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和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
另外，嘉民还有拍摄录像的技术，在朋友中小有名气。节假日，他经常被邀请拍摄婚庆录像，每个月也能增加数百元的收入。
嘉民还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但是后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世纪80年代就拿到了大专文凭。药厂停产后，他还是不愿意放弃相关的专业技能，于2002年参加考试取得了从业药师的资格。
根据国家规定，申请开办药店必须拥有执业药师或从业药师，近几年大量私营药店出现，对专业人员的需求缺口很大。不过嘉民到药店任职却很不顺利：先后有好几家私营药店邀请他加盟，但是由于他的“身份”还在药厂，属于“在职人员”，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允许药师兼职。
“在同伴中，我目前的情况应该算是中上了。”嘉民说。他告诉记者，最惨的是年龄50上下的那批人：在厂里做了几十年的操作工人，既无学历又无技能，到外面很难找到工作。
这些人中，男性多数在做保安。“药厂附近的一个小区，1／3的保安都是药厂的人。”
女性则更难找工作了：有的到超市做临时工，有的到其它单位做清洁工。
“我还听说，有好几个人至今没有找到工作，成天待在家里吃‘老米饭’。”嘉民说。
看前途：失去坐标的守望
“你现在每个月大概能有多少收入？”这个问题在记者的嘴里徘徊了好久，终于小心翼翼地向嘉民提了出来。
“加上我老婆的，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但是不大稳定。每个月除去生活开销，存不下多少钱。”嘉民并没有回避。
他拿出一张半个月前的当地报纸，上面是嘉兴市区最近一批经济适用房申请者的公示名单。他的名字赫然在列。记者由衷地为嘉民高兴，因为嘉兴市区的商品房价格已经接近4000元／平方米，而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不超过2000元／平方米。
“4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住房。不过如果真的申请到了，也还是担心。估计至少要15万元，我哪来这么多钱？”嘉民叹了口气。
“女儿11岁了，我和老婆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她。像个野孩子了。”说到女儿，嘉民的神情有些黯然。
“对将来怎么打算？”记者问道。
“其实我们这些人最大的愿望还是希望药厂能够起死回生。毕竟干了这么多年，还是很有感情的。退一步讲，如果真的恢复不了，那也要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这些人究竟怎么安置？社会保险怎么衔接？总不能这样不死不活地拖下去吧！”嘉民说。
“你怎么想到来采访我这个小人物。”他突然反问记者。
“你们厂虽然不大，但也算得上是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一个方面的缩影：国有企业搞不好，寄希望于改制，但是没想到改制还是失败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谁为企业的失败买单？”
“应该说，从开始的情况看，无论是政府还是参与改制的各方，愿望都是不错的，就是把企业搞好，这样无论对于政府、投资者还是企业员工都是皆大欢喜。但是现在的局面是，政府对此没有说法，大股东金泰集团亏了一票之后一走了之，小股东维持着烂摊子怨声载道。而最大的受害者是200多个员工。这是国有企业改制中一个典型的‘烂尾工程’。”
“我采访你的初衷首先并不是要追究参与改制的各方孰是孰非，而是想通过这个报道提请人们更多地关注由于改制失败而产生的弱势群体。”
与其说是解释自己的采访目的，不如说是自己的感受。记者对嘉民说了这番话。
“是啊，我们真的希望你们媒体能够多呼吁一下！”嘉民说，“虽然这样未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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