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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中国制造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27日 10:14 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 张剑荆

  目前的国际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革命时期。而且大概还是最为复杂多变的一次革命。在以往的革命中,世界要处理的核心问题都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18年,美国通过调停欧战顺利进入到国际舞台的中心,此后的大国关系,主要是欧美内部的关系。在冷战结束之前,亚洲的地位虽然也呈上升趋势,但总体上的边缘性质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
边缘性质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就看得很清楚。然而,在二战结束60年之后,全球政治的重心,显然已经超出了旧的范围,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当属亚洲的崛起。

  显然,中国是这一新重心的组成部分。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当美国以及全球重要国家在思想和战略方面都为正在到来的革命做好了准备的时候,中国对此还将信将疑。中国的一些专家似乎更乐意寻求能证明美国衰落的蛛丝马迹,更愿意渲染欧美冲突,津津乐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媒体热衷于报道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困境而不是进展、热衷于报道全球各地对美国霸权行径的抗议示威等等。而对于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以及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鲜见明确的承诺。很多人宁愿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似乎只要把头埋到沙堆里,就能够应对变化,与己不利的事情就会消失。

  中国准备好了吗?

  自20世纪70年代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中国在联合国的框架中,就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定义国际关系、规定世界议程、参与全球事务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创始国,也是受益者。这个体系的最基本特征是以“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为基础。中国正是在这个体系下进行转型的。中国的转型被深刻地烙上了这个体系的印记。

  随着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上,呈现出越来越活跃的势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江亿恩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由完全孤立于国际组织转向参加了约80%的国际组织。根据他的描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相对于中国的发展水平,中国显得“日益过于卷入”。中国的转型性增长与国际体系的转型日益趋于重合,中国的转型造成的国内的矛盾、冲突将映射到国际体系中,从而引起国际关系的波动。长期来看,中国将成为国际秩序中的变革力量,或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变革力量。

  目前全球体系最重要的变革源泉在亚洲,而亚洲的关键则是中国。面对东亚和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影响的上升,国际社会也认识到目前的力量现实和体系结构存在着脱节,即所谓的国际体系存在着“民主赤字”。例如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西方国家一再讲,没有中国,这个组织就是不完整的。因此,改革国际体系适应亚洲崛起的目标,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要求。认为国际体系企图围堵中国,孤立中国,是缺乏根据的。

  但是,东亚和中国将如何改造国际体系呢?

  对中国的最大挑战,不是力量的持续提升,而是如何使用其力量。中国在国内转型问题上的最大挑战是转型的方向问题,同样,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呈现为中国将在什么方向上使用自己的力量以改造这个体系。

  目前的国际体系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虽然这一体系主要体现着西方的文化伦理传统,但是,并不是说中国完全外在于该体系,也不是说,这一体系在西方文化同其他文化之间划了一条鸿沟。该体系形成的历史显示,第一,中国与该体系的关系经历了被动卷入到主动参与再到反抗该体系的过程,实际上中国是二战后体系的主要创始者,只是由于国内体系的变化,才导致与该体系关系的变化;其次,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该体系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展开而充满了冲突,该体系的矛盾和冲突,首先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同时,西方文明的展开和扩展,将异质文明吸纳近来的过程中又呈现为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

  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

  中国转型的未完成性质决定了中国总体上的内向性格。中国在21世纪不得不面对自身充满不确定的转型问题。但是,中国转型的巨大规模和全球化的基本约束,使中国问题自然地要溢出来,漫灌进国际体系,从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稳定和变革之间的冲突。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期曾经遇到过如此巨大的适应性挑战。

  对稳定的需要,在中国是很自然的。中国政府把稳定视作最大的国内政治任务。而多重转型本身又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稳定和变革显然是国内政治的基本矛盾,对此人们几无争议。中国国内的这一基本矛盾,将外溢到世界中来,从而构成了21世纪全球的重大挑战,世界不得不与中国分享这一矛盾。中国需要意识到,21世纪的世界除了分享中国的增长和繁荣之外,还要分享中国的矛盾和挑战。这就是中国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

  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体系中正日益引起对冲的反应。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余年来,中国把稳定发展置于优先的位置,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余年,比较成功地使自身避开了全球规模的动荡和危机,维持了一个和平的国际小环境。在此期间,俄国、中亚、东欧、巴尔干、中东、东南亚、拉美莫不处在动荡中。战争、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袭击以及被亨廷顿称为民主第三波的政治变革相互交织,此起彼伏,不亦乐乎。而中国却能置身事外,埋头经济建设。

  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形势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折,除了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触发恐怖主义袭击浪潮导致地区形势不稳定外,1990年代的那些热点区域,大都稳定下来了,稳定发展成为主导趋势,急进的革命,让位于保守的发展。俄国、东欧、巴尔干、中亚、东南亚、拉美莫不如此。俄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进入新世纪之后,叶利钦让位于普京,不可思议的是,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不只是权力,同时还有稳定,叶利钦时代的动荡奇迹般地消失了,普京政府得到了80%以上俄国民众的支持,1990年代主政俄国的自由派,被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这些自由派政党甚至达不到5%的议会门槛。如果伊拉克新政权不垮掉,可以期望,中东地区也会加入到稳定的潮流中。稳定发展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当他们经历沧桑,蓦然回首,却发现中国已然稳定多时了。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发现中国”成为一时风尚。“北京共识”提出者显然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中国作为“稳定轴心”还有另一面的含义。从中国在各种场合所发布的声明来看,中国同时还是国际秩序变革的积极提倡者和推动者。冷战结束前后,世界一些国家竞相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比如美国总统布什在1989年6月14日最先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1990年8月26日美国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也强调建立世界新秩序。第二个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是日本,1990年1月9日,日本首相海部在给布什的信中提出建立以美日欧为主的新秩序。欧洲国家和苏联也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邓小平1988年也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

  在不同的时期,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基本的原则,大体上是一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另外还包括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及主权平等,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改革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之有利于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等等。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在“发展中欧友好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演说中,阐述了中国的立场。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主席在莫斯科发表“世代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的演说。这两次表述都把中国主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概括为五个方面。

  与以往的概括比起来,2003年提出的这五项原则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这些原则虽然仍然体现着中国一贯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外,但全球责任意识,合作意识得到了突显。2003年提出的五项原则包括: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多样性、新安全观、均衡发展和尊重联合国体制。与1999年原则相比,主权平等的原则被赋予了国际关系中要体现民主精神的内涵,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比较地看,1999年的所有五项原则都强调了主权概念,在安全观(第二条)、参加国际事务(第三条)、文化、制度多样性(第四条)、经济技术领域(第五条)都贯穿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主权平等原则。

  总括地看,中国版的“新秩序”,有些实际上是要求维护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基本原则,稳定基于这些原则确立的联合国体制和二战体制,因此“新秩序”实际上是要维护“旧道统”。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对一战后开始形成的国际共识的坚持。

  国际体系分享中国转型的不确定性

  竞相提议建立新秩序确实反映着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状态。国际关系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最重要的变革。国际关系面临着重新定义的任务。新的力量中心开始崛起,世界呈现着多极化的趋势,而多极化实际上就是权力的转移,是权力关系的调整,是新结构的形成,根据历史经验,权力转移时期一般都与国际体系的动荡、失序联系着。力量结构的不稳定和方向的不明确,使国际体系内部充满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

  1990年代中后期美国对自我力量的自信开始显露弱化势头。为冷战结束所激发的单边主义自信,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显示出并不足以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所有挑战。虽然不能就此断言美国在衰落,但是,美国同样也需要采取措施应对国际关系的这种调整,也需要回应新崛起力量要求重新定义国际关系的强大压力,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参与其中的情况下,处于转型和重新定义时期的国际秩序,也将分享中国转型的不确定性。国际体系将随着中国自身的转型而起伏涨落。可以这样说,只有在中国完成转型或转型进入到稳定形态的时候,新的国际秩序才有可能尘埃落定。在此之前,国际秩序处在调整时期,变数很大,时间大概也不会很短。

  因此,国际社会“把目光投向中国”(这是温家宝总理2003年在美国演讲时用的标题)、希望了解中国将如何定义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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