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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彧
这个十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进行的。
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漫漫长路在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坐
在世贸组织观察员位置上的贸易大国——中国，处境尴尬。龙永图曾用“非常非常糟糕”来形容他坐在观察员位置时的心情，因为当所有的其他成员发完言之后，没有人再发言的时候，才能够让观察员发言。相信当时作为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特别助理的刘光溪心情也不会很好。正是刘光溪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一次简称为“入世”。随着中国入世谈判的加紧进行，中国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育也进入了快车道。刘光溪称，“入世”实际上就是“入市”，就是融入市场经济主流，加快经济体制转轨，确立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中国入世之路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刘光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入世使中国由改革推动的开放慢慢迈向了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时期。从过去那种以权力为本的政府主导型开放转变为以规则为准的市场主动型开放。
由有限的开放转向全方位的开放
中国在争取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中，市场经济也在发育和形成中，如政府职能的转变，垄断的打破，外资引进等等。无论是行政体制改革、法治构建，还是中介组织的完善、对外开放措施的制定，都围绕着如何培育和建立发达成熟、运转灵敏、调控有效的市场经济来进行。
而在此时，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用刘光溪的话说“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并建立相应的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应对ＷＴＯ最有效的制度保障”。
“当时在谈判工作中，我们既要跟美国和其他各个国家谈判，又要跟我们的各个部委谈判，我曾经给这样的谈判提了一个叫法，叫‘双重谈判’。在双重谈判中，我们这些贸易谈判者往往被两面夹击。”
“当每一个做官的人，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既没有责任约束、也没有相应的义务来对应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把自己这种难得的权力还给我们的社区，还给我们的大众，还给我们的企业，还给我们的市场？异常艰难。”刘光溪把“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法制化问题”称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二”。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中国入世之后“有得有失”。首先，中国终于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学会了什么叫真正的政府职能转变。其次，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学会了什么叫“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中国终于对贸易、外资这两大市场的“支点”有了清楚的认识。第四，中国学会了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合理保障、保护企业自身的权益，学会了反倾销和利用其他保障措施。第五，中国终于学会了与整个世界的平等对话。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慢慢失掉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失掉了官僚经济和权力经济；失掉了垄断、官倒、权力的寻租、个别政府官员的不依法行政。
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格局出现了重大转折，刘光溪把这一转折概括为五个方面：由过去有限范围、局部领域的开放，转向全方位的开放；由以往以试点、试验区和特区为基础的开放，转向ＷＴＯ框架下的整体推进的开放；由以往以计划控制和政府主导型的开放，转向以市场经济和民间主导型的开放；由以往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生产制造为导向的合资、合作型的经济开放，转向以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服务生产导向的并购型的多元开放；由以往自我单向的对外开放，转向按世界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双向开放。对外开放格局出现这五个重大转折，标志着中国由改革推动开放迈向了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阶段。
后ＷＴＯ时期的应对
入世后，中国按照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与世界各国建立更密切的贸易往来和其他经济联系。中国政府渐渐取消对外商投资的政策壁垒，在涉外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经济体制等方面，也更具透明性。中国的庞大市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已经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关于“后ＷＴＯ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刘光溪对记者说，所谓后ＷＴＯ时期从时间概念上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中国加入ＷＴＯ过渡期最后几年；二是指全部过渡期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从后ＷＴＯ时期的背景概念来讲，即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在日益开放的环境下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推进经济发展，这其中涉及一系列诸如改革与开放、开放与安全、内贸与外贸、内资与外资、双边与多边、内需与外需等等方面问题。
“ＷＴＯ不是万能的，ＷＴＯ归根结底是一个相对松散的、以游戏规则和成员驱动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俱乐部。它既不是一个自行决策、自行制定规则的权力组织，也不是一个具有绝对法律强制力的‘国际法院’。ＷＴＯ的作用和职能发挥，完全取决于成员政府的尊重程度，其命运掌握在各成员政府的手中。”刘光溪认为，能否让履行承诺的实践，化为推动国内改革深化的驱动力，并不完全在于ＷＴＯ和开放本身，而在于国内改革进程能否有与之相配套的具体步骤，在于改革的观念和力量能否对开放事业的发展，做出及时的回应，与之俱进。
后ＷＴＯ时期中国正面临这样的问题。刘光溪说，中国在后ＷＴＯ时期不应单纯依靠贸易，依靠外资的引进来繁荣经济，而是要有相应的制度创新，有深层次的改革，比如产权制度改革、金融配套措施的改革等等。出口导向、外资主导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压力，所以说如何处理开放与改革、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是后ＷＴＯ时期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如果国内改革，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步伐严重滞后于开放的速度，那么就会造成与开放不匹配的系统性风险。
“扩大内需的驱动力，建立庞大的、有较强自我循环能力的国内市场，对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大国经济来说，是根本的根本。”刘光溪说，不能用外向型经济支撑的高增长来掩盖我们自身的结构调整问题、产权制度问题、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不能用对外开放替代对内改革的举措。如果没有国内良好的制度设定、便利化的生产流通体制以及发达的软硬基础设施与之配套衔接，贸易自由化的举措是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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