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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科技董事长王小兰发表演讲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27日 09:51 新浪财经

  2004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论坛于10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建设大厦隆重召开,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会议。以下为会议实录:

  主持人:今天上午的报告会有三位主讲人,一个是王小兰,王小兰是时代集团的总裁,是时代科技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北京市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理事长,也是在国内著名的企业家,是几个大学的兼职教授,她有丰富的管理实践,又有系统的运营方面的研究,今
天她是第一讲。第二讲是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著名的经济学家魏杰教授,他一直对民营经济的研究、对市场的研究是很深刻的。第三讲是李践同志,李践是传媒集团的董事长,现在跟李嘉诚合作,现在在国内是很大的集团,他们现在争亚洲第一,也是我们国家十个培训师之一,有很深的管理方面的功底。现在,请第一位演讲人王小兰董事长上来,大家欢迎!

  王小兰:感谢老陈刚才对我各方面情况的介绍,也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谈一谈关于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和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最近我们在这些问题的一些反思和研究。刚才老陈已经介绍了我本人是时代集团的总裁,也是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市场,和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彭总共同创造了时代集团,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史。应该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20年到现在发展比较好的确实不多,上个月中关村的海淀区区委为我们这些过20岁生日的企业做了一次活动,据他们统计在中关村创业开始到现在20年来现在仍然存在的公司不过是23家公司。在这23家公司当中,现在还能够发展比较好的确实是非常的好,最后在那次会上以联想、四通,包括时代公司三家作为代表在中关村的一面墙上印下了三位代表的手印,因此应该说中关村的企业这二十年来生生死死非常不平凡。更多的可能还不完全是这种情况,确实中关村的企业生生死死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很多企业我们看到了,它的一个产品曾经成功了,或者说它有一个具有市场爆发力的产品,在市场上取得辉煌的成绩,但是今天我们却找不到他第二个成功的领域或者产品,像这样的企业在中关村比比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应该说是在最初我们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创办企业的时候,他的某一项机会或者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主意,或者某一个商业模式,取得了成功,然后这些企业大多数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同的阶段犯了不同的错误,比如典型的盲目多元化的问题,还有一些企业有了一些钱之后出现投资冲动的问题,包括处理企业管理内部问题,包括对市场认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来讲,确实我们也看到相当多的企业,我们说它是早熟,同时也是早衰,也就是说他用短暂的三年、五年的历程走完了一个百年企业或者几十年企业应该走完的从生到死的过程。这些企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研究企业成长问题上一个出发点,或者这也是现实,需要我们研究,这些企业在生长规律当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可以这样讲,我们中关村很多企业在八十年代初开始创办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多数企业靠的是机会导向,可能你有一个主意、有一个产品、有一个市场的模式,于是你就开始创办这家企业。而且我们大部分依靠的或者说获取成功的大部分一种是本土化的生产优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汉字化的运动,给我们中关村很多企业带来了很多机会。另外,包括我们最开始技工贸的运行模式,也使中关村很多企业有了机会。确实我们在总结一次创业成功的时候,大多数人看到的实际上是机制上的成功优势。比如说由于我们是民营机制,所以我们就比其他企业有更多的优势,其实没有看到它深层背后更大的一种优势,一个是你的机会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你在几十年心血研制出来的成果,经过八十年代初这批企业家从研发的产品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市场化的产品,而取得的市场爆发力的作用。比如说四通的2401的打字机,比如联想的汉卡等等,没有这些产品的成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大型企业的成功。但是我们在总结一次创业成功的时候,大多数人看到机制上的优势成功,忽略产品或者技术本身带来的报里。我们在那个时候取得的成功仅仅是远南运动的成功,残疾运动会我们取得的一块金牌,我们误认为是全运会的金牌,所以在我们自己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对形势后来机会的等等发生的变化,大家没有敏感的认识。

  特别是今天中关村很多企业遇到一个成长的极限,也就是说他一次成功创业之后,那些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今天已经不能够支撑这些大企业继续发展,光靠技工贸这条道路,能不能帮助我们走向世界500强,光是靠过去的中关村成功的企业能不能把中国变成硅谷,这是我们企业家天天都要思考的问题。更可怕的是,我们中关村的很多企业都是追星族,包括我在内,我们都非常羡慕跑在我们前面的、引领我们潮流的这样一些大型企业,包括联想、包括四通、包括方正等等这些企业,他们的辉煌历史。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企业也出现了一种茫然,或者说也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也在研究自己的战略导向问题。那么,我们过去所追求的目标,我们羡慕他们那些所有的目标,我觉得他们都达到了,比如说联想电脑在亚太地区稳坐前几名,或者第一名的交椅坐了好几年,联想的集团化的管理运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联想本身也在研究它的转型问题,或者说也在十字路口上考虑它下一个阶段整个作为他的企业在IT业当中究竟应该怎么点位和怎么发展的问题。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媒体上给它支招的人越来越多,批评他的人,回过头来对历史重新反思的人非常多。因此,中关村的很多企业现在就觉得有点徘徊和茫然,怎么办?我们原来一心想追求的目标现在没有达到,但是已经达到这些目标的企业,现在还在那里茫然,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走?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大家共同研究的问题。

  当然现在媒体对我们的评论也非常多,昨天我给吴敬琏老师一本书《中关村失落》,原来这本书叫做《中关村之死》,这是方兴东写的这本书,原来我跟他讨论过,他也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这本书原来写的也没有问题,中关村之死,是脑死亡,是肢体不动,死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这些人都活着,而且我们这些人还不像电影里面描写的大款们一旦赚了钱以后,就醉生梦死,我们中关村这些干了20年的企业家现在天天在研究企业的战略问题和发展问题。你不能认为我们就死了,确实他这本书说了很多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比如说他认为中关村的技术壮心的活力已经没有了,中关村的技术上的潜能已经像火山一样一次性爆发完了,因为当年中关村很多技术是源于这里的大院大所的一些技术,在那样的技术积累下,你实现了商品化、实现了汉字化,实现了商业化的运作,这个运作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今天这种运作已经没有什么更大的市场诱惑力了。你已经像一次性的火山一样爆发完了,中关村包括海淀区对中小企业是漠视的,对大量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没有给予政策,中关村现在越来越像CBD,越来越像大企业的集中地,因此来讲,这本书基本的理论是没有技术创新的实力和后劲。我把这本书我能送到的有关方面的人,包括北京市的市委书记、海淀区的区长,包括全国工商联等等有关方面的领导,我确实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因为研究中关村不是研究一个村的问题,研究中国的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在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下,今天碰到什么问题了,当然这个问题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讲这个问题。但是我想现在媒体上对我们支招,对我们评论的人非常多,也包括一些记者,或者是一些经济学家,前一段对我们民营企业说我们是小矮树、长不大,都说我们想当鸡头,不想当凤尾等等,是不是都是这个原因,是不是都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也需要我们研究。我曾经说过说我们是小矮树,我们觉得是挺委屈,因为我们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夹缝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在一片山石当中我们长出一棵树就不容易,你现在我们这棵树弯了,究竟怪我们树还是怪土壤,这确实也是值得反思的问题。像这类问题,现在媒体上对我们这些评论我们没有必要反击,我们从正面理解它的好意,或者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但是也不能把这个帽子全都扣在我们身上,毕竟我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因此,这些问题也是在我们研究中关村企业问题时候的一些需要,客观地去看待这些问题。这是中关村的问题,或者说媒体对我们评价的问题和我们感到的问题。

  现在实实在在地说,我们现在遇到转型期的困难,不管联想也好,还是时代集团也好,过去在一次创业当中一些比较成功的企业都碰到转型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在今天思考这个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冷静,或者说我们都更加认真地研究我们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过去我们对有些批评的话听不进去,过去我们可能希望被社会承认,所以更多地夸大自己的成绩,更大地争这口气,今天我们更像做企业。因此大家在研究和反思的过程当中,确实要把视野放在一个中关村和中关村以外的周围的环境几个方面来探讨。我觉得探讨中关村企业今天的困难,或者探讨我们今天遇到转型期的困难,这个问题不仅仅对于我们中关村企业有一定的意义,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这批人是市场经济第一批探索者,最早办企业除了乡镇企业就是中关村的或者全国的高科技的民营企业。因此,我们是第一批在市场经济下办的企业,研究我们,实际上也是在研究我们的发展规律对将来的即将进入市场经济,包括国有企业转型之后的进入市场经济完全市场下的企业都有一定的意义,构建我们的百年企业也有它一定的意义。当然,我们现在的历史还太短,研究一个企业从生到死的历史的话,我们现在的样本也最多是20年,这20年虽然有些人是浓缩人生精华,三五年就走完了从生到死的企业,大多数的企业现在还不能完全看出它的规律,我们是需要研究它的规律,为我们创造百年老店,为我们创造企业的健康成长的更长的生命周期做一些思考。同时我觉得我们研究我们中关村的企业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我经常说春江水暖鸭先知,高新技术前沿,或者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前沿的相对位置,我们遇到的困难,从我们企业的生存和我们企业的竞争力的角度来讲,对处于我们产业链中端的企业也是有它的意义,因为我们最早能够碰到更加激烈国际国内的竞争。因此,我觉得研究我们来讲,确实对中国产业发展也有一定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既然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些困难,我们在转型,我们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怎么认识这些变化?第三部分我准备讲内部问题。

  首先看外部环境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经济也正处于转型期,我们中关村的企业在跟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我们的转型期和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是在同时发生的,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我们就不得不看一看我们社会或者我们市场经济这个转型现在是什么特点,我们已经进入人均一千美元的阶段,人均一千美元在国际上来讲是一个大坎儿,或者说是一个生死大限,连续二十年高速增长,在国际上163个国家经济实体当中只有4个国家实现了这样的目标,还有两个国家是连续5%的高速增长持续了20年。我们在一百多个国家当中创造了奇迹,只有4个国家是连续20年实现了7%的高速增长,进入了人均一千美元的阶段,这样一种过程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不容易,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也不能逃脱所有的国家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得不出现的长期的经济停滞,不得不出现的迈不过的坎儿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说日本、比如说韩国,连续20年高速增长,我们今天就跟他们当年一样,我们也是连续增长20年,2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持续增长,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的目标到2020年我们全面实现小康,所以意味着的指标就是我们要有继续20年的7%以上的增长。我们能不能做到?如果说前面20年7%的增长,世界上还有4个国家有这样一种先烈的话,那么21年开始到40年继续连续7%的增长,在我们世界的163个经济实体当中是前无古人的,后无来者,我们应该做这样的做,中国政府能不能带我们做到这样一个状况,这确实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企业今天遇到的问题,不单是我们企业个体的困难,我们要放到宏观调控上来看。第二问题,人均到2020年我们要全面进入小康,到那个时候我们有将近15亿人,也就是说15亿人在2020年进入小康,现在达到小康水平的世界人口有多少?是15亿人,这15亿人用250年历史走到今天小康的全面阶段,我们要用20年的时间走到那个阶段。而且这15亿人用250年走到那样阶段,我们要这样走,很难。可想而知,难度非常大,为什么我们今天碰到的这样非常大的国际化的摩擦和矛盾,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人家对你这15亿人集体享受到他们的生活,他们接受不了。这个地球对我们这15亿人能不能敞开胸怀容纳我们,让我们在中高端领域享受待遇,很难。这样的宏观背景不得不使我们感到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高新技术企业现在遇到的困难不完全是我们自身的困难,是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被人家抵制,被人家遏制住的发展势头的困难。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困难的背景。

  另外一个问题,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实体,一个国家为什么它后来就停滞了,缓了。日本、韩国,什么原因?显然在20年之后,达到了人均一千美元之后,很多国家都要在消化前二十年高速增长给它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矛盾,表现出来的比如说贫富悬殊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金融体制的危机问题。因为前二十年人均一千美元之前,大量的国家它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于在轻纺工业当中发展大量的箱包、玩具都是从这些企业开始的,这样的话,我们在外面出口部分频频受到阻力,因为大多数国家在它起飞的时候,在它起步的时候都是先从这些领域进入的,在这些领域进入的时候今天碰到困难了,你再想在这些领域当中继续靠这些领域的增长获得GDP难度很大,你不得不进入高端的市场,不管是重工业也好,必须把你的产业结构向这些领域进行调整。而在前20年出现的这种高速增长,不光我们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金融危机的潜在矛盾。因为经济要发热,经济很火呀,银行也就不冷静了,就要支持这些企业,但是当你发现这些企业突然没有后劲了,服装卖不出去了,银行的问题矛盾就暴露出来了,银行的坏帐就出现了。为什么要宏观调控,因此很多国家在这个过程过不去这个坎儿,社会矛盾急剧加剧,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尤其在现在、在中国又在急剧地出现。各种利益群体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换句话说大家前一段致富过程当中大家都在致富,现在冷现在,什么问题都要考虑,什么观点都冒出来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在座的单个的一个企业家所能够左右的。但是这是事实,世界如此,哪个国家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都遇到的一个调整时期,而这个调整时期有的国家顺利一些,调整的快一些,而有些可能调整慢一些,就过不去这个坎儿,或者出现内部频繁的政党之间的竞争或者政党之间的更迭,或者表现在金融领域的严重危机,或者表现强烈的民族矛盾等等,这是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个困难或者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我自己觉得我们确实也应该看到我们今天如果再在低端领域当中,因为中国很多的企业都是低档称熊,高档称臣,我们没有这样一种技术上的后劲和这样一种实力。所以,我们企业也在积累我们这种技术,但是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原有的技术、原有的商业模式、原有的增长方式都遇到了挑战,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出现了不得不调整的阶段,我们的技术积累和后劲又严重不足,我们怎么转型,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转型的困难。从我们自己来讲,我自己在想正因为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些困难和问题,我们要渡过这种转型期的困惑和痛苦,实现新的飞跃的话,我们确实要突围,或者要找我们的出路。我们现在这种环境是我们自己所不能够左右的环境,我在这个问题上想多说几话。比如说这次宏观调控,尽管这次宏观调控昨天吴老师讲了很多,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都跟我有同感,我们民营企业是这次宏观调控的最大受害者,在这个问题我们非常愤不平,4月28日那个神秘的电话之后,银行就一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贷款不贷了,担保门槛提高了,权力上收了,原来答应给你了,现在什么都不答应等等,一个月之后,6月7日,我在北京组织我们北京的民营科技实业家讨论了当时的形势问题,我们就给刘淇同志写了一封信,我们就说目前这种状况非常不正常,我们希望刘淇同志能够过问一下,我们当时在那封信上说宏观调控该不该调,我们没有调,但是这种调我们建议“有保有压”,要适合我们调的。宏观调控调控的是电解铝,调控的是钢材,调控的是水泥,中关村的这些企业不是干这些,为什么我们受伤害了,我们为什么受伤害?因为我们是弱势群体,我们在金融体制当中我们是弱势群体,能给我们贷款就不容易。因此,这种弱势群体的地位决定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我当时还说像这样的误伤,谁向我们道歉,现在没有向我们承担责任,没有人向我们承担责任。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气愤,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一直期待的银行再大放款已经没有了,等着年底放款已经不可能,央行已经不断发通知,看来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过去期待的放宽的现象,我们现在要开始研究,什么问题,如果仅仅理解为对所有制歧视,我们可以通过争论,通过呼吁,我们得到一些机遇,但是看来不是一回事。当时我找了一位发改委的领导,他首先意思就是说国家宏观调控肯定有调控的目的,或者说肯定有必须不得不调控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你知道,可能你不知道,可能社会有一些人知道,你把我刚才说的话理解一下,二十年高速增长,我们银行沉淀了大量不良的资产,这样的危害在中国的金融体制当中肯定是非常深刻的存在,这是他们要调控的根本原因。但是表现的是对我们民营的一种伤害。他说我举一个例子,像当初打仗一样,比如上甘岭途中,这当中死了多少人,你们多少艰辛就不用说,你们刚刚冲到山头,指挥部来命令了说必须撤,不管前面怎么赴汤导火,今天按照战场上的局势变化,你们就得撤。你们今天就是这样,如果你要这样来想这个问题没准能想通一些。后来我想想可能也有道理,国家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金融体制就是这样的状况,你不撤谁撤,国有企业撤不了,就这样还闹事,需要很长的过程稀释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前几年国家欠的账都不能温大爷的问题,所以他只能这样做,这样想自己心理会平静一点。但是我们还要嚷嚷,如果我还看到一个更高的制高点,你让我们撤没准儿我们上了敌人当,但是反过来从安慰自己的角度来讲这也不失为一种理由。

  因此,我觉得我们研究我们企业今天发展的问题,我们要把自己放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竞争当中来看,过去你的产品有竞争力,今天没有了,现在我们所有的企业都陷入了一种同治化的竞争,过去靠中文的汉字化运动,靠本土的优势,靠积几十年的心血沉淀的成果,今天这些模式全都变了,你不得不部分卷入价格战的竞争。而且跟国外的跨国公司相比你现在处处处于劣势,汉字化运动他组织人开发汉字化产品比你速度还快等等。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就算我们什么都变,这种环境变化也使我们感觉到今天的压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大的多。尤其在高端领域当中,如果你继续搞盖房子、当工人,可能这种压力感觉不完全一样,尤其我们在这样一种领域当中,你想生存起来难度非常大。这就是宏观环境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种问题和变化。

  当然,我们企业家的使命实际上就是要挑战一切不可能,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的话,按我的分析我们就别干的,我们的使命就在于我们应该有这种使命感、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挑战一切不可能,去研究如何解决突围的问题。怎么突围?当然从我们内部研究问题,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接受一些观点,或者我们要承认一些观点,一个观点,就是一个企业、一个产品的成功不等于你企业的成功,过去我们不太认同这个问题,我一个产品成功了,所有人认为我是企业家,我也觉得自己成功了,但是只有当你不断地取得成功,你在A领域进入了成功之后,你又在B领域当中又能够取得成功,或者你在A领域的纵深当中你能够继续获得你的持续的竞争力的话,这才算成功。所以,我们为什么老说我们企业有的时候早熟或者早衰,它就是昙花一现,一个产品成功了,因此我说一个领域一个产品的成功,不等于你企业的成功,那个成功的经验不等于你今后能够长期支撑你做企业的经验的全部。第二个观点,一个创业者的成功也不等于你企业的成功,我成功了也不并等于时代集团就成功了。一种商业模式的成功也不等于企业的成功,技工贸的道路走到今天,这种商业模式支撑了我们那么多企业,中关村的电脑一条街使我们火了那么多年。因此,一种商业模式的成功不等于企业的成功,一种竞争的能力不等于你企业持续竞争的能力。比如说你的市场感觉、比如你的营销网络,比如你的技术的某一个一招先的产品,这些东西、这些能力都不能够看成是你企业的持续的、永久的、核心的能力。

  当我们的商业模式出现转换的时候,当我们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当我们企业家在我们的运作过程当中进行流程再造的时候,也许我们当年的成功的那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你的核心束缚力,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过去不太理解,我认为我们一次创业的经验自然而然可以移到我们的二次创业当中,而且是我们的看家本事,但是当你如果出现变化的时候,比如商业模式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治理结构发生变化,你是引用了职业经理人制度,比如你企业的流程出现了变化,你进入的领域,你原来做房地产,你现在搞高科技等等,当这些东西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当年的成功的那些东西可能会成为你今天的束缚力,核心竞争力有可能变成你核心束缚力。为什么说我们转型这么痛苦,就是你要否定你原来很多成功的东西,要彻底地打破自己原来很多很多思维的定式,要研究新的问题,我们很多企业家要经历这种痛苦,要做反思,才能带着你的企业走向新的阶段。

  确实现在我们该研究我们企业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在当初的时候还是在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过渡当中,我们靠机会导向,靠这些东西我们获取了成绩之后,那么今天我们确实需要研究我们企业究竟该怎么走,我们更多地审视自己怎么定位自己的企业,作为一个战略问题的研究来讲,当然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企业的定位,到底这个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什么,一次创业告诉你了能做什么,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做这个东西,你当时成功的偶然因素今天是不是还存在,如果没有那个偶然因素,你积淀出来的能力,能不能使你在原来的领域继续做下去。不能做什么更需要值得研究,如果你是创业型的企业,你是投资类的,是产业类的,还是搞中间技术的,还是给大企业当小岛舰队的团队,还是你自己独立地做一个品牌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研究。第二个问题,如果是产业型,我们需要进一步再定位,这种团队要根据团队、团队的能力给自己定位,你究竟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哪一端的位置,你适合做什么东西。应该说低端、中端、高端都有它赚钱之路。我也有一个材料,一个在产业链当中,你是做低端的还是做中端的还是做高端的,现在在国外来讲很实新的中端产业,它不做最终产品,比如我们买打字机,现在买打印头送打印机,原来我不理解,因为打印头是绝招,它所的招都在这里面,这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它不做打字机,它不做整个终端产品的销售,有一部分企业就做打印头,就把它所有的核心技术不断把这个中产产业做深做透,做到顶尖地步。构造整机产品的销售、生产问题全部不做,就干中间一段,这也不失为一条道路。在产业链当中是做上游还是做下游,还是中产产业,现在是一个很时髦的领域,特别适合我们民营企业,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研发的投入和市场投入是1:10和1:100的关系,10万块钱才可以搞一个产品的开发,100万块钱可以做产品推广,你没有这个能力,不如做其中某一部分,做中产企业的营销方式、技术发展方式和做中端产品都是不一样的。另外,在价值链当中你究竟处于哪一端,我看到一个材料,跟吴老师说的不完全一样,如果你仅做研发,那就是硅谷的模式,大体上在价值链占25%,就是能够获得25%以上的毛利,如果你是做制造业的,现在说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如果在这样一个价值链当中,你是搞订单产品的生产,搞制造业产品研发,大体上就是15%的利润,典型的模式就是台湾的新竹基本在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如果你做销售或者服务,仅在流通领域中做,一般不超过5%的利润,这就是现在的中关村。所以要给自己定位,你到底在价值链做哪一端,有哪一端的问题。确实我们还是需要研究我们在这样的战略定位过程当中,研究我们自己如何能够保持我们的战略定位的准确性,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应该去考虑的问题。

  准确把握这些问题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一,准确把握趋势,除非做定位思考过程当中,你要保证你这种战略定位和这种思考的准确性的话,首先要准确把握趋势,这种趋势包括技术趋势、组织管理的趋势、产业管理升级趋势、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把握趋势的前提下给你企业做定位。二,认真洞察市场,要对市场进行差异化细分,这个我们认为是教科书上的东西,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只能在细微深处做分析,所有领域当中都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过去我们说合资一个企业、整垮一个行业,现在我们几乎每个领域当中但凡有一个民营的或者是外资的企业,大家都觉得这个行业已经很残酷了,确实是没有一个领域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轻而易举就能做出来。因此我们确实要认真洞察市场,要做市场细分,只有在细分当中,我们所有人的利润都是在差异化差距当中获取的,你想找一片空白的土地做一炮打响的东西很难。三,我们确实要了解我们国家的政策走向,了解我们的宏观政策走向,要研究我们国家的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要在这方面作出判断,有人说中国基本上政策周期,但是这次宏观调控给我们一个经验教训还不是这样,我们至少应该说这个周期大家感觉到曲线更抖一些,政府刚上线,马上出现大的杀手锏,我们确实要研究,否则的话,你的发展没有跟国家大发展同步,你就感觉到处处寸步难行。另外,要知己知彼,要花大量的精力研究别人,很多人说知己知彼,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做企业的认认真真地需要研究的,现在不是像过去那样靠机会。无论做哪种战略的研究,我们都应该把出发点建立在发展自己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是国家自己说的,发展自己是硬道理,自主创新是硬道理,没有这样的硬道理,我们就会找不着北,我们所有的研究都应该建设这些方面,我们才有可能利于不败之地,现在政府有很多说法,我觉得是一种无奈,比如说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能说不求所在,但求所有,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意识来构建我们的战略目标。

  因此,我们必须在研究战略问题上,要研究我们的自主创新问题、发展自己问题、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问题,我们确实不要再做GDP的努力了,这个GDP确实比我们伤害的不浅。今天的GDP和未来十年的GDP,我们可能对GDP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在市场经济下,走到今天这样一种状况,中国需要的是一种良性的GDP,好的GDP、绿色GDP。比如我们在高速路上跑车,有两辆车都在高速路上行进,这个时候GDP几乎是零,因为就是消耗一点油,消耗一点人力,GDP几乎是零。但是两个车突然撞上了,好了,GDP来了,警车来了,保险来了,医院来了,全都产生了GDP,这个过程过程当有它的产值,GDP出现了,然后我们GDP就增长了。如果我们中国的GDP都是这样我们还要干什么。我们确实要把我们的企业,把我们今后的发展目标更多地集中到、聚焦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和我们这种能力的培养。

  本来我想总结自己的问题想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战略定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管理上的思考问题,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讲。我想把我的观点和我们大家分享,目的是共同研究,使我们民营高科技企业、中关村企业下一步发展怎么对社会作出更大、更有利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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