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经济走势和前景展望

　　2004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论坛于10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建设大厦隆重召开，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会议。以下为会议实录：

　　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光临今天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家论坛，非常荣幸今天能为大家做主持，今天下午我们是请来了三位嘉宾，为大家做我们共同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的演讲。首先，我向大家介绍第一位嘉宾，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和 爱戴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在短短的二十年取得这么重大的成就，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就有这么一位学者他提出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并积极主张走市场化的道路。后来被我们大家尊称为吴市长，同样是这样一位学者，他凭着学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发起挑战，被评为2001年度中国十大风云人物，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他又在思考什么呢？下面，我们有请吴敬琏老师为我们大家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经济走势和前景展望”。

　　吴敬琏：大家下午好！我来做点介绍，我自己对于当前情况的一点观察，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想法。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想诸位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我们来做一点讨论。我想讲这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短期经济；第二个问题，从长期经济的观点来看我们当前经济的情况；第三个问题，对今后的前景做一些估计。主要是讲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能够保证我们在未来持续稳定地增长。

　　一、短期经济。我们经济学看宏观经济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从短期看，所谓短期看，就是假设没有新增生产能力，当前生产能力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看有些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当前还在进行宏观调控，这个宏观调控讲的就是个短期问题，讲的短期的宏观经济调控。而这个短期经济问题它的根源，推动它的力量，它所存在的所有这些矛盾，它的根源是个长期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先讲完了短期问题再讲长期问题。

　　短期经济从去年下半年以后，大家知道有一个争论是“热”还是“不热”的争论，这个争论的结果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决策，就是进行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大致上在今年第二、第三季度之交出现了一个向好的迹象。我想把这整个过程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对这个过程的讨论、政策的决定等等做点我个人的理解和解释。

　　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什么地位上呢？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增长的高峰。上一次经济增长是到了92到93年达到了峰值。在92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新的改革和发展的高潮就到来了，几个月以后就出现了煤、电、油运的紧张，同时在经济的领导层面就发生了一场争论，是不是已经过热？这个争论持续了一年。在93年6月份，中央做出了决定就是要加强宏观调控，来抑制经济的过热。因为争论持续了一点，所谓“过热”的情况就发展的比较严重。到了93年进行宏观调控，没有马上见效，一直到96年就见到了效果，但是这个时候碰上了东亚经济危机，在东亚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加上宏观调控的后续效应，在98年开始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需求不振，市场疲软，以至物价下降，就是通货紧缩。从98年开始，宏观调控，短期调节就换了一个方向，要增加需求，拉动增长，主要用什么措施呢？主要用的是财政措施，就是每年大概1600亿左右的财政投资加上国债投资，另外加上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主要是这么两个措施，一个叫积极的财政政策，另外一个叫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稳健”这个词不是很准确，其实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这是从98年开始的。对付通货紧缩也不是马上就见效的，这个宏观调控总是这样它有个滞后期。所以，98年开始，用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一个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来增加需求、拉动增长，也是经过了好几年才见效的，大致上在2000年出现了重大转机。这以后虽然有小的起伏，因为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主要几个经济体：美国、日本、欧洲它们的经济不振，所以我们这里持续向好，但是有小的波动，一直持续向好，但是到了2003年又出现了像92年的那种情况。

　　在2003年一季度有些地方、有些省份，比如浙江省就出现了电力紧张，原材料紧张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不过因为第二季度遇上“非典”，所以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之下，到第二季度是否“过热”的问题好象就得到缓解，因为第一季度就有个别经济学家提出了出现“过热”苗头和房地产泡沫问题。第二季度因为有“非典”，当时对“非典”的影响估计是很高的，认为对经济的冲击会很大。所以认为去年甚至保7%的增长都可能有问题。所以在第二季度就没有人再提出热不热了，因为怕一下冷下去了。可是到了第三季度，很快地就反弹。看来“非典”影响不大，所以到了第三季度争论又起，是不是过热？这个时候煤、电、油、运是全面紧张，拉闸限电有20多个省。投资增长快，去年投资增长24%，特别是货币供应，货币供应从1998年开始，每年广义货币的增长都有两个百分点，到了2003年第二季度开始，货币供应就是货币购买力的增加超过了20%，这是什么含义呢？就是你的购买力增加了20%，加上多年积累的货币都要求实现，于是需求方面的大力大增。如果说我们掌握的资源不足以支撑这样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我们的资源没有办法满足这么快增长的购买力，那就是说出现了过热。于是在第三季度，特别是在第四季度，这场争论就越来越厉害。

　　但是在2003年的一直到年末，领导方面作出判断，当时整个2003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所谓“过热”就是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资源无法支撑这样的增长速度。我刚才说了在第一季度有个别经济学家提出过热，到了第三季度，就越来越多地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比如说樊纲教授、张曙光教授，还包括我本人认为肯定出现了过热，加上大致上中央银行他们持有这种意见，认为货币供应过多，货币购买力增长太快。所以，这种主张对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微调，就是收缩需求，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是这种意见始终不是占主导地位。中央银行在6月和8月采取过措施，6月措施一个措施就是“窗口指导”，就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就是警告商业银行，说房地产的投资可能过热了，所以你们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要慎重，这有风险。中央银行这个措施受到我们房地产业猛烈的抨击，特别是国务院在中央银行121号文件以后，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就是“支持房地产业，房地产业是我们的支柱产业，所以要加以支持。”中央银行这个措施当然没有办法跟国务院的文件比，所以实际上没有发挥什么效果。到了8月，中央银行又采取了一次措施，就是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这1个百分点也受到了经济界的不少批评，包括我们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的形势分析，跟中央银行的这种做法也是矛盾的，这种做法被指责为一刀切，不过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后果，因为兑付金就远远超过这1个百分点。所以这种观点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种意见，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局部过热。所谓宏观过热就是总量过热，有些经济学家和一些我们政府部门同志们就说没有出现总量的过热，而是某些部门过热。我们开始提出的部门就是钢铁业、电解铝，或者还有手机什么的，有人说汽车业过热，这个有争论。既然不是一个总量过热，那么他们建议采取的措施就是针对这些过热的部门，用加强审批制，加强检查来加以纠正。过热的部门名单开始是三个部门，后来四个部门，五个部门，最后到了今年是九个部门等等。第二种观点在去年第三季度也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主导观点，到了第四季度，第二种观点变成了主导的观点。

　　第三种意见，根本不能过热的问题，气可鼓不可泄，不能轻言过热，说通货紧缩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不能够说过热，而应该要坚持扩张性的政策，比如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应该坚持的。在第三季度的时候，应该说这种观点是一个占优势地位的观点，一直到了第四季度，到了第四季度末期，这种观点便不是一个主导地位，认为是有问题的观点变成了多数，不过认为有问题的观点，还是第二种观点是占有优势，而且对第二种观点，我们一些实权部门持有这种观点。所以，到了去年第四季度，对于个别部门的加强审批、加强检查来加以纠正。但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没有提出正面的意见。

　　到了国家政策，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政策到了今年，我们这张表(见6图)是一季度的情况，实际上发生影响是一、二月，因为一、二月看不出来GDP数字，我们GDP增长是按季度报的，月度没有，而月度的其他的指标比一季度还要高的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50多，这种情况比去年全年的情况还要浓，这种情况要引起领导的注意。有一个指标是去年显得不那么突出，到了今年一二月就显得突出，就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这个指数过去有一种不是很精确的而是一种经验性的说法，就是赞成认为通货膨胀无害的人们常常有一种说法，消费物价指数增长只要不超过3%，就是无害有益的。到了今年的一二月份看起来这个走势就会很快超过3%，因为原材料、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都很高，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是15%，如果15%传导到消费品，消费品肯定往上涨，就要超过3%，如果不能够传导到消费品，这个问题就很大，因为我们厂家就要赔钱了。

　　总之，一季度的各种指标就是奇高，比去年高的多，这就促成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决策。在三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形势作出了判断，这个判断就是投资规模过大，贷款增加过多，物价上涨的趋势明显，所以要进行宏观调控。即使在这个时候，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中央的领导同志、国务院领导同志没有用这个词说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但是这几个概念都是总量概念，不是局部概念，不是部门概念。投资规模过大，和贷款增加过快，物价上涨的趋势明显，这几个概念都不是局部概念，这都是总量概念，我们这里好象对宏观过热是因为争议很大，好象也有意识地避免了这个说法。当时看的是很严重的，这里(见图)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说“必须用宏观经济调控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对我们政府是一次不亚于去年‘非典’的考验。”中央作出了这个判断，而且决定要加强宏观调控，所以各个宏观部门和中央国务院各个部都采取措施来贯彻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定和方针。有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的措施是宏观当局的措施，作为宏观经济当局来说，在一个市场经济里面，宏观经济当局主要是两个机构，一个就是中央银行，它是管货币的，管货币总量的，另外一个就是财政部，财政部是管财政收支总量，这两个宏观机构都采取了措施。中央银行采取的主要措施一个就是在今年两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第一次是有区别的，对那些经济状况不好的提高了0.5个百分点准备金率，另外一次是全部银行都提高了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一个措施。

　　中央银行另外一个措施就是扩大利率的浮动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有这样的要求希望用最主要的常规性的宏观政策措施，货币政策的措施常规性的措施是三类措施，第一就是利率，第二是存款准备金率，第三是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就是买卖债券，中央银行买债券就意味着放货币，卖债券意味着收货币。这三个措施里面在经济里面主要的国家主要是用第一个，最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就是利率的调整，通过再贴现，它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利率。但是这一条受到了很强大的反对，这种反对的声音就反映到我们一些重要的领导同志认为利率这个东西是一剂猛药，杀手锏，不到重要关头不要用。最后一个措施是公开市场业务，我们为了压住人民币汇率，就大量收购美元，所以中央货币就出了很多，因为每天要收购3亿到4亿美元，每天中央银行货币就要出来几十个亿，就要想办法对冲，就是卖债券，收货币。中央银行就把手里的债券都卖光了。现在就发明了一种新的东西，就是中央银行自己发行中央银行票据，这个东西不是一般国家常用的，所以也不能用的太过了。准备金率的调整了这么一下，好象反对的意见也很大，他用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利率不动，就扩大利率浮动的幅度。特别对于我们民营企业的贷款，浮动率就比较高了。这是中央银行做的。

　　另外，就是财政部，财政部宣布采取“中性的”或“从紧的”财政政策，所谓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就是流节余，中性的财政政策就是既不扩张也不收缩。财政部的卢部长说的偏紧一点，他说财政部现在政策是这样，国债投资发是照发，因为这是人代会通过的发行多少国债，但是不用，这就是一个偏紧的财政政策。当然还有别的说法，在国务院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调子不是那么很统一。不过还是以财政部为准，财政部还是执行一个，改变了原来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宏观当局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很有力量的，不管是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都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紧缩性的措施。宏观调控主要是靠什么呢？靠另外一些主管当局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不是总量措施，是局部性的措施，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叫做微观的行政干预。比如发改委派出了督促组，发改委清理了投资项目，国土资源部清理了开发区，宣布停止批地，还有银监会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决定信贷。所有这些都不是常规的宏观措施，所谓宏观措施是总量措施，起作用的也是后面这个措施。甚至有的时候用刑事犯罪予以起诉，对有些没有报批的项目采取了很严厉的措施来进行局部的控制和监控。

　　经过两方面的措施作用，主要是后一种措施到了今年六七月的时候，各种指标都得到了改善，从另外一方面，前几年增长很差的农业，今年夏收是丰收了，估计秋收一样，也会有一个好的收成。所以，农民的收入因为价格上涨，加上国家的保护价提的很高，所以农民的收入也有比较大的增长。宏观经济指标就是金融机构贷款和货币供应增速减缓，去年9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货款余额同比增长13.6%，这个数字比起去年来说少了8点多个百分点。另外，投资和广义货币供应都趋缓，增长趋缓，只有一个指标是继续上涨的，就是消费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不要轻言过热，只要不超过3%的增长，就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到了第二季度一上来就超过了3%，所以他们又修改，说“只要不超过5%，就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到了7月的时候就达到了5%，当然以后就超过了5%，现在在5.3%、5.2%、5.1%这个水平上。

　　应该说取得了明显的问题，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问题就是过分倚重行政手段，过分倚重行政手段就会有一些负面影响，说“有保有压”，如果说由市场的价格生产无效的项目就会“压”，对于一些有效率的项目有效率地生产就会“保”，但是问题是在宏观调控当中往往是用行政机关来作出决定谁应该“压”、谁应该“保”。这样就就不能避免出现有限资源的错误配置。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我们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认同这个道理，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十四大说的很清楚，市场经济就是在一个经济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为什么要把计划经济改造成市场经济？就是因为用计划来配置资源，由行政机关来配置资源，哪怕是经过详细计划的计划，它的效率也是不高的，会造成资源误配，市场会把资源配置的比较有效率。现在市场改了，看来还是用市场机关来决定，哪个该“保”，哪个该“压”。十四大的时候是92年，92年的时候说市场配置是更有效率，行政效率是没有效率的，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而且我们在2000年就宣布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时候说行政配置更有效率，我还是相信我们92年时候的观点还是正确一点。

　　第二个问题，行政配置对于地方经济特别是对于没有权力背景的民营企业会造成很多困难，因为行政干预办法要么就不给执行官员，以自由裁量权，比如一刀切，就会受到这样的批评，没有灵活性。如果给这个行政机关给这个官员自由裁量权，就有可能有两个问题及一个问题就是容易腐败，许多不法分子就会用钱来搞定，另外一种可能就看调控的对象权力背景如何，有权力没有权力背景，决定他“保”还是“压”。这样以来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民营企业一般说来，不能一概而论说民营企业都没有背景，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家在这个环境下认为没有找到一个强的后台就很难活的舒畅。如果主要依靠行政的办法来干预经济，来调控经济的话，就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一来，我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所执行的方针，就会受到某些干扰，因为我们现在十五大以后叫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判断一种所有制，判断一个企业它是不是应该支持，十五大说的很清楚，三个有利于，是按照三个有利于来判断的。我们现在的民营经济是我们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说民营经济受到了损害，其实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受到了损害。

　　从中长期来看，效率的下降恰好是强化了造成过热最深刻的根源，即使压下去了，我在调控过程中通过总调控把过热的需求压下去了，但是它又造成下一轮重新出现了过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二十多年来经常都出现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很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我们需要高速度发展。而我们每一次向新高潮冲击，只要几个月就会出现过热，就要停下来，加强宏观调控，而且在调控过程中造成很多损失。所以，宏观调控应该取得两个成果，一个成果说要把短时期的总需求压下来，是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协调。另外一个后果在调控中使得效率有所提高。就是通过资源的做配置，让效率高的企业、效率高的部门、效率高的地区上去，效率低的企业、效率低的行业、效率低的地区下来，因为资源有限，只能在配置上做文章。所以，这会造成今后的隐患，短期问题我们还要联系到长期问题去考虑。

　　总结起来现在是三种观点，把短期和长期综合起来考虑大概有三种观点，第一，认为宏观调控“已见显著成效”，主张放松控制力度；这在七月末，我们主要报刊上都出现了这个说法叫做“已见显著成效”，可以放松控制；第二，认为只是“初见成效”，有的认为初见成效是坚持原来的调控方法，但是我看更多的人说是初见成效，主张还要继续调控他们认为过去过多的用了行政的办法，所以现在主张更多的转向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控，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包括我们一些领导部门认为今后还要继续调控，还没有完全到位，但是主要要用市场化的办法，也就是说用利率、汇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价格措施等等来调控，而不要用行政的办法，或者说减弱行政的方法。国内大概是这么两大类，国外的有第三种观点，不能排除硬着陆的可能性，认为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总供给、总需求的协调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认为仍然有硬着陆的可能性，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很有影响的摩根斯坦利首席分析师认为最近中国有些地方房地产价格涨的很厉害，他有个分析报告，前几天证券日报登了他这个分析报告，他说这是因为没有采取宏观的总量手段，把供给控制住了，加上炒作，价格就继续上升。如果价格继续涨，如果说原来就有泡沫的话，就出现了一种危险，就是泡沫崩溃的危险，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事，他说这是最后的疯狂，这个疯狂的结果就是如果发生崩盘，出现的情况就是通货紧缩或者是滞涨。这种意见在国内很少有经济学家同意，我看昨天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的评论也改变了他们原来的这种调子，他们还承认是在着陆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国外的舆论对于我们的过多的采用行政手段而没有主要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是深表忧虑，认为牵涉到中国二十多年来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因为市场化的改革推动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摇摆，对于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就会构成一种危险。

　　短期的情况我就介绍到这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在它背后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把投资、把生产能力的增加考虑在内来考虑长期问题，可能你的眼界就会跟考虑短期的问题更上一层楼，有更宽阔的眼界。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它们之间的关联最重要的关联在什么地方？最重要的关联在我看来就是增长方式上的缺陷。我刚才说了，我们二十多年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向经济的新高地冲刺，提高我们的增长速度，只要是增长速度到了9%以上，不要几个月，就出现了经济过热，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原材料全面紧张。为什么呢？看来看去原因就是这个增长的方式有问题。

　　先交代一下增长方式问题。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央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从96年到2000年这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的建议里面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思路，一个方针，九五期间，经济工作总方针就是要转变增长方式，叫做两个根本转变，一个转变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另外一个转变是体制的转变。增长方式是苏联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提出来的，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58年中国大跃进，超英赶美，后来苏联在59年制定一个三个五年计划要超过美国，他们执行了一个五年计划，就发现了他们的科技、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于是他们就做了一次研究，到底为什么呢？增长速度苏联当然比美国快，为什么差距拉大了呢？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增长方式有问题。这个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就是靠资源投入增加，多用功、多用原材料，多投入能源就增长，增长加快。另外一个来源是效率提高，这个靠资源投入支撑的增长叫做粗放增长，或者叫做外延增长。靠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叫做集约增长或者叫做内涵增长，这个词是当时苏联经济学家从资本论里找来的，当然他们这个判断是对的，所以就有这么一个词儿。

　　我们在六十年代后期，有几位教授把这个词引进来，不过没有引起期我们太大的注意，到了68年以后，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靠外延，靠拼资源，这样来实现增长。正式的就是九五期间，就明确了方针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简单地说就是要提高效率实现增长，而不是靠拼资源。九五期间，是起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并不是那么明显，这种转变没有实现基本上的转变，有点改进。但是看起来在九五期间有逆转，十五期间从2001年开始又来了，比如马凯同志在前一段时间发表了一篇讲演，有一篇文章就是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个人认为马凯同志讲的很的很切合实际，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发展阶段，就要求要大量投入资源，所以不是增长方式的方针上有什么问题，而是发展阶段的特点。这种讨论就促使我们去研究一下历史上别的国家路走过来了，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的发展经过了一些什么阶段，每个不同的阶段他们的增长方式是怎么样的。认为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是要大量消耗资源的，必须要大量消耗资源，他们理论上的根据就是说工业化分成三个或者四个时期，工业化的后期就是要靠大量的资本、大量的自然资源来支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的发展，据说这个是德国一位经济学家霍夫曼命名的叫做“霍夫曼定理”，我们前一段时候也做了不少的研究，引用这个定理来证明我们现在只能靠外延，这中间有不少的误解。

　　我现在就讲一下我们研究的结果，研究现代经济学怎么来划分先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他们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我们处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选择怎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也许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这里是萨缪尔森引用的，是根据许多经济的研究作出的总结，这是当代的经济学普遍接受的一个总结，一直到去年的第18版都有一章，这一章叫做“增长理论”，这里面说了这样三个阶段的三种模式，我们经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现在我们宣传的我们现在应当是采取大量投入资源发展中华工业这种模式其实是十九世纪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他们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一种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这种方式其实到了二十世纪已经作出了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再用一种过时的理论和过时的发展模式，想要靠这个东西来实现我们国家的富强，可能这路是走不通的。萨缪尔森根据许多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把先行的经济国家比如英国、美国，他们走过的道路分成三个阶段，采取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框架来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个阶段，产业革命以前，或者叫起飞以前，大体上在英美来说是什么时期呢？就是十八世纪，这个时候这些国家他们的发展主要是靠土地投入，是一种粗放的增长，当时的经济学家包括我们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秘，认为靠这种增长前途是非常渺茫的，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经济学是一种阴郁的科学，对前景看的很灰暗，为当土地被完全占用了以后，没有新的土地可以投入了，这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再提高了，经济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了，这叫做“马尔萨斯陷井”，所以他们在十八世纪中期就做了这样的预言，说人类进一步发展，当土地资源用完了以后，前途就很渺茫。可是进入了十九世纪，英国、美国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井”，我们知道这有个什么重要的因素？就是十八世纪末期出现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主要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就在主要的发达国家普及了，产业革命用机器代替人工，结果就使得经济进一步增长，而不是说停滞不前，进入了马尔萨斯陷井。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像英国、美国、德国这些国家他们主要靠什么支撑增长呢？靠投资，大量的资本积累，为什么呢？因为用机器代替人工，就要生产机器，就要生产机器的机器，为了生产机器和生产机器的机器，就要发展重工业，而这些工业就是高度资本密集的，所以要大量投资，靠资本积累推动发展。这是十九世纪的一个发展模式，它的增长方式也是粗放的，不像十八世纪靠土地、自然资源投入，所以也是一种粗放发展，这种发展有没有问题呢？刚才我们讲到霍夫曼，他文章的发表是1931，但是他总结的是十九世纪，他没有看到什么很悲观的前景，他认为当时还在工业化的中期，他说进入工业化后期，你再大规模的发展重工业，更多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发展以后你就能够生产工作母机，工作母机就能够生产机器。“霍夫曼定理”其实不是一种定理，而是经验的总结，所以又被人称为“霍夫曼经验定理”。

　　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对十九世纪的发展模式，这种增长方式对前景作出了一个比较暗淡的一个结论，他根据这种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叫做“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剥夺剥夺者”。如果仔细读一下马克思的书，他的推理是没有漏洞的，推理是很严密的。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根据十九世纪这种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一定会出现一个现象，就叫“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按照十九世纪发展模式，靠资本积累，靠物质资本积累，所以一定会有马克思的理论结果，叫做“资本有机构成”，他的分子就是不变资本，就是用来买机器、用原材料、买土地这个资本，他的分母是靠变资本，所谓可变资本用马克思语言说的是“开工资的资本”，就是说这个物质资本比重越来越高，开工资的比重越来越低，在十九世纪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说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它一定会引导出几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列宁延伸叫第一部优先增长，列宁从马克思这里引导出来的。马克思自己说了什么呢？有两个别然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叫做“平均利润率剥夺的下降”，用马克思主义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剩余是从可变资本创造的，这个可变资本的比重越来越低，总量在增加，所以利润率就会下降。劳动者的工资也不能按比例地提高，其结果就叫做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就使得阶级矛盾尖锐化，平均利润率下降就会使得收购兼并、资本的积聚加快，这件事情凑在一块，马克思就作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规律就是先有资本家剥夺小生产者，然后大资本家剥夺小资本家，加上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就表明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所以他预言资本主义要崩溃了。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预言，在发达国家，因为这一连串的各种矛盾的激化，就是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

　　共产主义运动的另外一位领袖斯大林对“霍夫曼定理”所总结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并不是很悲观的，他是另外一种想法，他当时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可以自觉地运用“霍夫曼定理”，就是资本主义是一种自发的，霍夫曼说在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到了第三、第四阶段，重工业越来越重，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但是斯大林说我们取得生产以后可以自觉地来实现它。所谓自觉地实现它，就是斯大林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通常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这才转到重工业。苏联共产党“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1925年到1926年苏共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叫做优先发展重工业。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到了二十世纪，是不是出现了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工资水平下降、失业人数下降的这种情况呢？也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据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二十世纪的现代经济发展，萨缪尔森把它叫做“现代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靠的不是资本、资源、自然资源投入，而是靠的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遍的工资水平是提高的，而没有出现工资下降，也没有出现企业的利润下降这种情况。因为它的发展模式变了，增长方式变了，这有很多数据，我这里就不一一说了，好多经济学家做过研究，发现现代经济，就英美来说，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现代经济增长靠的不是物质资本、不是靠的自然资源的投入，而是靠的人力资本，知识和人力的提高，以及效率的提高。

　　那么，是些什么因素使得二十世纪这些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它的效率提高呢？大致上是三个因素，三个推动力量：第一个推动力量，从十九世纪末期出现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也就是电、电机、内燃机的使用，使得新的动力、新的能源、新的材料、新的产品大量地涌现，技术飞速地进步，使得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经济效率、生产效率得到提高。请注意我这里讲的第一个因素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个因素是服务业超越工业的迅速发展，这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因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去我们忽视了。我们过去一讲服务业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拾遗补缺，能够方便生活，这个是一个从浅层次看的问题，从浅层次看了服务业的作用。这很难怪，因为我们理论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前七八十年眼睛里只看到了生产成本，所以他不能够充分估计服务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

　　到了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到三十年，我们理论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突破，这个新的突破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交易成本”的理论，发现这个总成本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根据产品的物理、化学变化有关的成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道布洛斯把它叫做转型成本，我们常常讲生产成本，它跟产品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有关；还有一部分是交易成本，这个东西跟产品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在专业分工深化的情况下，人们之间要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要交换自己的活动我们叫做交易，为了交换自己的活动，要实现交易，要付出成本，这一点企业家很容易理解。比如你要生产某种东西，你要跟别人谈判，要订合同，要订合同要询价，在执行合同的时候又是律师，又是会计师，一大堆的各式各样的文件要签，弄不好还要打官司，打官司也要花很多费用。

　　我们一个原始的企业是一个家庭作坊，作为家庭作坊都是亲戚，老子、儿子这样一种关系，他很简单，现代公司就不行了，我们在一个公司里不管当CEO也好、当董事也好，你看看一个季度的季报要花多少的时间、花多少的印刷费用、聘会计师、聘律师的费用，这些费用跟那些产品的物理、化学的变化毫无关系。当然这里有很深刻的道理，就是生产成本怎么能够降低？就是靠专业化分工，分工越深化，涉及的人越多，所以生产成本越多，交易成本越多，交易领域越广大，交易覆盖的人群越多。所以，当了我们有了二十世纪末期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就发现服务业最重要的不光是方便生活，服务业最重要的观点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而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基诺斯说大概在总的成本里面，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半一半，这个速度很快，交易成本占的比重飞速地增长，比如前年我们讨论供应链管理的时候，请的香港利丰集团的老板冯伯军作报告，他说现在是供应链管理的时代。从原材料开始到消费者消费，整个价值链里，真正属于生产链的的部分四分之一，跟交易有关的是四分之三。

　　英美这样一些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他们第三产业超过了整个工业的发展，现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都是70%、80%，它超过了工业是什么时候？从就业来看，我看了这个数字大吃一惊，以前从来没有这个知识，在服务业中的就业超过了工业，是在什么时候呢？在上个世纪之交，就是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有的人说“霍夫曼定理”是实现了，你看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重工业是一直上升，我们现在重工业也在上升，因为那儿有消费品上来了，人们不但有电冰箱，要有汽车，要有住房，所以重工业的比重肯定上升。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在整个三个产业中间，服务业，第三产业超过了整个工业，而霍夫曼发表那个文章的时候，第三产业这个概念还没有提出来，那时候占的比重也微不足道。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第三产业就异军突起，就超过了整个工业，不要说重工业了，而这一点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了二十世纪末期，信息技术出现了，信息技术的作用主要的也是处理交易成本，也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效率。这一点我们这里有点误解，这是段永基一再说过，我们现在一说起IT产业说的就是硬件，其实有的人还把信息产业归为重工业，那更是离题万里。从西方国家来说，IT产业有两种分法，一种分法把它分成叫做设计、制造、服务，另外一种分法是硬件、软件、服务。不管怎么分，都是服务是占绝对优势的，我们是反过来的，IT服务是微不足道的，前两年的一个数是占7%。IT技术不但降低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整个二十世纪有大量的数据表明它的增长主要是靠效率的提高，就是说它是集约增长，是内涵增长。问题是我们从建国以后就是接受了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搞了用计划经济去支持重工业的赶超路线，所以主要靠的不是效率，而是靠的投入。所以，苏联人在六十年代后期就发现了这个增长方式是致命的东西，这套路线除了说本身的工业技术进步慢，有一个很重要的后果，把资源都拿去发展工业、发展重工业，服务业不发展了。在理论上说，我们过去写经济学的时候都是延续十九世纪的观念，说服务业是非生产劳动，是社会的虚费，这样一来交易成本就提高了。

　　现在全世界都承认我们这里制造成本因为工资低，所以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的交易成本可是非常的高。所以从成本上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内的企业没有多少优势，我们只能给人家打工，外国企业因为交易成本，有相当部分是在他的制度下，所以这方面他们有优势。而我们的制度环境使他交易成本变得非常高，结果使得我们的企业只好是做生产环节。耶鲁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陈志武”教授这两天在网上有一篇他的文章，在新财富上的，这个文章我觉得我们在座的诸位我都推荐给你们看一看，研究研究，这个文章讲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就是干硬苦力活”，中国人干的就是给人家卖硬苦力，所谓卖硬苦力，就是在加工那一道。他的文章里讲到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他认为是对的，比如中国技术人才不够，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传统，中国资本不够，他作了一个解释，他认为服务业跟制度密切相关，而制造业跟制度的相关度不那么大，而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所以服务业就很难发展起来，只能给人家卖硬苦力了。“九·五”期间制定了两个转变的方针应该说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十·五”期间就发生了一些问题，“十·五”计划的基本思路上有一点模糊的地方，贯穿“十·五”计划的一条红线是什么呢？按照计划的规定或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上面都说贯穿其中的就是叫做调整结构，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这个对不对呢？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效率就是资源配置效率，这是我们经济学告诉我们的，效率的基础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所谓结构优化是什么意思呢？结构优化就是效率提高了，就是用一个更有效的结构去取代优化不太高的结构，改善资源配置，这是对的。问题是调过来，我们“十·五”要调整结构，这就有一个问题了，谁来调整结构？怎么调整结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那个时候其实说的是很清楚的，结构调整就是配置结构，配置结构谁来调？市场来调，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现在好象做得不是这样，不是市场调，而是政府调，各级政府在调。前面我们讲的这次宏观调控是如此，其实更早的一些已经是政府在结构调整、结构升级中间扮了主角。

　　有什么制度条件造成这样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虽然我们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了，资源的配置应该是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重要的资源仍然在政府手中，一个重要的资源——土地，土地资源在政府手中，而且政府大多数都不是用拍卖的方式批租的，都是由官员作决定批租的，什么价钱批，批与不批都是官员决定的，这个权在政府官员手里。另外一个重要资源，在现代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资源就是资金资源，我们中国企业的融资主要的来源是银行贷款，而银行没有经过根本性的改革以前，它仍然在或大或小由党政领导机关所控制的、所影响的，贷款给与不给，这个跟政府官员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两个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在政府手里，在官员手里。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干部考核体制和我们的财税体制都推动官员用他们掌握的资源去发展那些收入高、产值高的产业，于是这个产业调整、产业升级就在实际生活里面就变成官员们按照他们的意图，用他们能够控制的资源去发展这种对他的政绩、对他的财政收入能够见到一些明显效果的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

　　“十·五”期间，各个地方都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向，就认为小企业、轻工业、商业这些都是如果太重了，叫做结构不良，结构怎么升级？结构升级就是重型化，各个地方都如此。比如北京，中关村的同志们都知道，在上一届政府初期，曾经同意了我们中关村的大家提出的一个方针，也是符合我们大家的心愿，在我们技术力量如此密集的地区，我们应该把高新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作为我们的支柱。北京市应该成为高新技术创新基地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基地。但是搞了两年以后，就发现了这个有问题，产值上不去使财政收入上不去，就要找制造业，制造业还得产值大、财政收入多的制造业，去年终于找到了，于是我们就有了200天的现代奇迹，沿着这个路子看起来北京似乎显现优异政绩大有希望。可是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呢？刚才我拿的一本书，说那本书原来叫做《中关村死亡》，这个就太黯淡了，但是无论怎么说，确实是不如人意，跟我们原来的设想不一样，不但北京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很少有一个地方说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发挥他们的特长，大家一窝蜂都是来到这里。实际上是怎么样呢？根据我前面讲的那么多，好象离我们很远，其实很近，实际上我们走了一条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在十九世纪走的道路，也是我们老祖宗预言，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麻烦就大了，实际上确实也造成了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讲“马尔萨斯陷井”就讲到这个事儿，这个可用土地面积跟香港是一样的，一样多，一样大，但是差的不到100平方公里，可是香港的GDP是它的7倍，香港开发了100多年，它的GDP是我们这个市的7倍。据说香港的可利用土地到现在为止只用了20%，我们这个市只有香港的GDP1/7，他的全部土地都用完了，说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希望从临近的省市划地进来，不然的话就发展不了，那不就进入了“马尔萨斯陷井”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上个月到河北去开了一次河北省的省委扩大会议，就是反思这个发展方针，“十·五”的发展方针就是说河北省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发展煤、钢两样重化工业，于是遍地开花，一个市可以有几百个钢铁厂，马上就出现严重的不是别的资源紧缺，生命之源——水，就没有了，但是他们对天津、北京意见都很大，他们要支援天津、北京，整个华北地区水资源就是缺乏。现在他们吃水都成了问题，只有过量开采地下水，他们忧心重重，说一下子把集中地区打漏了，发生塌陷怎么办？

　　所以，有的同志就举了其他的理由，一个理由，我们要达到像现在的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必须要消耗这么多，我们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利？要坐美国人一样大的汽车，住美国人一样大的房子，我们也有这个权呀。国内不够，可以到国外去拿，应该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现在是日本的GDP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燃油消耗比日本还多，我们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一种增长方式能够维持吗？另外一种理由，我们本市就只能干这个，我们经济要发展，就只能这样发展，否则就不要发展。其实从别的国家的道路看起来不是这样的，它可以有更加有效的增长方式。如果我们硬要这样做，实际上是走不通的，像马凯在他的报告里讲的，去年我们GDP占世界4%，不过这个是低估，如果按购买力来算，我们不止4%，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消耗跟我们的GDP在世界的份额是不成比例的。去年我们的石油消耗是全世界消耗的7.4%，燃油消耗的41%，铁矿消耗的30%，钢材消耗的21%，氧化铝消耗的25%，水泥消耗的是40%。全世界钢材价格飞涨，美国人抱怨的很厉害，他还不是说钢材价格飞涨，是海运价格飞涨，船都给中国运矿石，所以就涨。像这样大规模的投资是承受不了的，像靠这样的投资来支撑增长，肯定会出现过热。像马凯这个文章里面讲的，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用于GDP投资占10%-20%，我国为40-45%。中国增长是很多，但是要大量地拿进来投进去，不然支撑不了下一步的增长，所以叫做增长很快，实惠不多。美国、德国、法国、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投资1-2亿元，我国最近3年约为5亿元。所以一提高速度，马上就发生资源的紧缺，资源支撑不了这样的发展速度。马凯这个指标就是我们经济学上的指标，叫做ICOR，根据外国的统计数据，我们最近这些年增长一块钱的GDP，需要投入的最低是4块钱，最多的要投入8块钱，才能增长一块钱。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不发展？我们不能不增长？而且我们增长慢了还不行，还得快。那出路在哪里？

　　我这里提了五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第一，改善宏观调控。要避免过分依靠行政手段的偏向，要善于运用总量手段和价格手段来调控，这样才能保证在降温、着陆的过程中提高效率，这才是长久之计。第二，要走一条新型的发展道路，所谓新型的发展道路，不是新到二十一世纪，首先是二十世纪，不能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靠投入自然资源、靠投入资本来实现增长这条道路。二十一世纪的方法现在能用的当然可以用，至少二十世纪都可以用的办法我们完全可以用，第一条就是采用新工艺、新能源、新材料，开发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我们各种政策都要有利于促进于技术进步，促进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一点说的比较多，当然我们采取的措施还不够强有力，范围还要加强。更重要的是第二条，要发展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的交易成本是提高了，要降低交易成本，一条是要完善制度，因为交易成本就是制度运转的成本，另外一条就是要发展服务业，这个发展服务业不光是发展独立的服务业，包括我们的制造业要向服务业延伸，刚才我说到整个现代产业中间的价值链是两端，是附加价值高、利润高，中间就是加工这一段附加价值低，利润低，现在我们干的就是这一段，就是卖硬苦力阶段，什么地方附加价值高、利润高呢？两头，一头是研发、设计，另外一头是供应链管理、销售。最近我们在苏州作了一些调查，跟一些企业家作了交谈，我听机械部机械协会作调查的情况，就是两端的利润率20-25%，加工这一段利率5%，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拿这5%，这个5%是毛利，它实际上可能是根本没有利，因为毛利还要有一些营业外的开支，除此之外还有些没有计量进去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劳动成本不足于补偿我们的劳动力消耗，这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最近珠江三角洲发生了撞工的严重短缺，就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待遇和劳动环境太差，二十年没有什么改变，今年因为我们的农村情况有一点改善，他就不愿意去了。

　　第二，搭上了不可再生资源。比如氧化铝大量出口，怎么做的呢？就是买人家的氧化铝进来，搭上电、搭上劳动，便成了电解铝，再出口。搭上了电，电是煤发的，煤是不可再生资源。另外一个搭上了环境，污染都留在我们这儿，这个没有算到成本里面。再加上人民币，人民币在汇率问题上对于出口企业是一向有优惠的，人民币低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从另外地方拿了资源补进去了。所以，靠这个是不行的，要向两端延伸。有些家用电器企业，我去看了明基，他现在是平面显示器的世界第三，他说过去整个台湾电子工业就有这个问题，做OEM，替别人做OEM的毛利就是5%，如果光干这个只有在中国干，在哪个国家都干不了，但是如果你给外国企业做OEM，赚的钱都给人家了，自己只能拿这5%，本企业也赚不了多少钱。现在的做法，为什么现在明基显得比宏基好，就是明基做自己的品牌比较成功，他现在在中国的部分，OEM和OBM现在可以做到一半一半。这样它就盈利大增了，据他说现在宏基也大有气色，大有希望，如果总是做OEM，稍有一点技术上的大变化，稍有风吹草动，或者像东亚危机讲的就要垮台。另外一头，供应链管理、销售、流通领域，这些都是服务业，这个方面我们现在也看到好多地方都有物流中心，这个物流中心不是现代物流，现代物流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所武装起来的供应链的全过程管理，我们物流中心大多数是汽车站、运输站，有仓库等等。现代物流管理是要讲究无仓库，就是把丰田生产方式弄到全社会去了。

　　第三，要用信息技术，强调信息服务，用信息服务使得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得到提高。现在信息化常常把它理解为很窄，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运用的信息化，由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个口号提出很久，到底怎么带动，看起来并不清楚。我们在座的都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研究，对政府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议，使得我们真正的走上了一条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发展道路，这个新型发展道路不是二十世纪，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发展道路。对于中国要屹立于世界之林，恐怕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的选择、增长方式的选择就是有决定意义的。但是所有这样一个增长的方式、发展的模式要靠一定的体制支撑，这个体制就是现代的市场经济，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全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决定，现在就是要按质按量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金融体制改革。

　　第四，政府的改革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看起来要进一步向前推进，关键是政府。现在有一个不好的趋势，好象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利还有所增强，市场的作用还有所削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投资体制要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出资人来决定项目，可是在前一段时候，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就有一种议论，说是还没有改投资体制，已经是乱上项目了，这个东西还能改吗，出资人能够决定项目的时候，那不就乱套了，最好不要改，可是国务院还是坚持，我们发改委领导也是坚持改革。但是现在也出了方案，说审批制改成的核准制，这个审批制跟核准制区别到底有多大？是放松了还是更加琐碎了，更加收紧了。还有一个是最近发生的，所有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行政许可都是非法的，都应该需小的，因为过去有几千种行政许可，为了保持连续性，国务院做了清理，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文件说有200多项过去的行政许可现在还要保持，后来又发了一个文件又追加了500多项，无限通讯器材是在700多项以外的，我们最近就看到了打起官司了，浙江的一个叫奥克斯这个企业就提出来，我原来是替别人做OEM，既然没有行政许可，我可以自行生产了，卖不卖得掉是我的事。但是有关主管当局说不行，我要另外制定，非行政许可的备案制度或者什么制度，于是现在奥克斯把主管部告上法庭了，看起来政府自身的改革比起一般的经济改革还要坚决。但是不推进这个，我们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建立、不可能完善。

　　另外，我还要讲一点，为了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有一点就是教育，教育要领先于经济的迅速发展，要领先一个时代、两个时代，这是三十年到六十年，我们现在教育状况令人担忧，一个义务教育的普及，再有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至科学研究，能够培养合格的人才，能够实现新型的工业化的人才，这样薄弱环节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发展的瓶颈，我们要摆脱老是这种“卖硬苦力”，我们要从根本上做起，要采取全面的措施，来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