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交易中心成摆设 江苏自查赶超式国资改革

　　本刊记者/王晨波 陈晓 潘松涛

　　“企业改制卖卖卖，厂长洗钱快快快”之类的标语在江苏改制国企中屡见不鲜。

　　三年前，国资重镇江苏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份“激进”的国资改革计划。今天，他们开始回头审视改制风雨中的得失

　　10月15日，“国资重镇”江苏省并没有等到国务院国资委及财政部、监察部等四部委的联合调查组。此前曾盛传，联合调查组将调研江苏国资改革。

　　但该省的国资“大管家”——江苏省国资委并不轻松。这个拥有6000多亿国资的省份正在展开一场国资改革中史无前例的“自查行动”。

　　自查自纠

　　“十一”黄金周之后，江苏省国资委、财政厅、监察厅和省工商局四个部门组成每队15人的调查团，四组分赴苏北、苏中、苏南，调查国有企业产权转让交易过程中是否实行“阳光操作”，以及企业改制过程中MBO(管理层收购)的情况。

　　这场自上而下的“自查”行动是由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8月中旬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检查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开展国有企业规范改制检查工作的通知》中要求的。

　　“凡2004年2月1日以后，发生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国有企业改制行为的企业，全部列入此次检查范围。”江苏省国资委产权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说。

　　据了解，本次检查采取企业(单位)自查、自纠与有关部门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此，检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按照原计划，第一阶段是从9月15日至9月25日，省、市、县属企业及产权交易机构进行自查自纠。

　　江苏省国资委监管企业所属企业以及政企尚未分开的企业，分别由监管企业和省有关部门于9月25日前布置完成自查自纠，并向省国资委提交自查报告。省产权交易所亦于9月25日前完成自查工作，并向省国资委提交自查报告。

　　但是这个过程由于工作量巨大而被延长至国庆节前夕，而原本定于9月26日—10月12日的省国资委等四部门联合重点抽查也被推迟到现在进行。

　　“全省的整体情况尚需半个月左右才能汇总，汇总后的结果将报至省委省政府。”江苏省国资委办公室那位工作人员说。

　　整个调查过程颇为繁杂，根据省国资委的一份文件透露，截至2002年末，江苏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6459.09亿元，净资产2026.45亿元。而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有3086.38亿元，净资产969.43亿元，均占全省国资的47.8%。这些市属企业以南京、苏州和无锡三市最为集中。

　　而据国资官员透露调查情况，江苏部分地区存在产权转让监管不到位、协议转让较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披露不及时、为赶进度造成流程不规范等问题。

　　其中，南京最引人注目。

　　政府主导

　　2002年初，被形象地称为“三联动”的南京国资改革全面启动，这意味着南京国企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职工身份转换、资产关系转换、债务关系转换。

　　这一年，南京市政府的一号文件《南京市国有工业企业“三联动”改革工作实施细则》称，“国有资本的比重逐步调整到30%左右”，且2004年为最后时限。

　　作为江苏国资改革的样板，南京国资改革一直在与时间赛跑。为了能在2004年顺利到达终点，南京将市属五大产业(集团)公司和东宇汽车(集团)公司(后简称产业集团)作为第一责任人，并排出所属共320家企业改制的时间进度。按照计划，这320家“三联动”改革企业中，有100家要吸引多元投资；150家企业实行彻底改制，完全民营；70家企业关闭破产。政府与各产业集团签订完成“三联动”改革目标责任状。对具体单位，凡能引来外来资本者奖励，对改革领导不力的企业经营者，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

　　这最终招致了埋怨。“最近一份市里的自查问卷中，一道选择题是：改制是企业自愿，还是政府主导？我选了政府主导。”成华(化名)说。成华是南京市一家中型二级企业的副厂长。从1997年就开始研究和实践改制之道，因此被称为“改制厂长”。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成华所在的企业就开始了改制探索。当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7%，企业净资产已经为负数。1999年，企业实行了一种特殊的产权改革方式。即由职工集体购买企业20%股份，便可获得经营权。在三年内，再购得全部股份的51%，就成为企业的所有者。

　　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炳炎将这种模式称为最早的“工人持股”。“以往的改革总是将工人作为假想敌。而我们认为，真正的国企改制，应该是以工人为主体的探索。”李说。

　　这种模式曾经被国务院体改办和经贸委专人调研并肯定过，被学界称为国企改制的“南京模式”。

　　以职工自救方式进行的改制，使该企业经营逐年好转，并于2001年盈利0.7万元。这是自1994年亏损以来，该企业首次盈利。

　　2002年，企业的命运突然遭遇逆转，之前改制被彻底归零。因为这一年4月南京市开始实施“三联动”改革。

　　根据改制文件规定，南京市国企改制可选择的方式有三种：出售给民间资本，管理层收购，或者破产清算。“具体改制方案由企业管理层和产业集团共同商定。产业集团有一个关于改制的方案，虽然不公开，但在商讨的时候，会引导企业往内定的方向去。”成华说。

　　为了完成改制时间表，各产业集团均为所辖企业安排了“出路”。成华所在的企业被归入了破产名单。

　　“原来的工人自治方式被否定，产业集团方面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改革，改制应该将产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才有效率。”成华说。而破产意味着企业600多名职工将失业。这是成华和他的同事们不愿看到的。

　　2004年7月，通过一位政府官员介绍，浙江一家房地产公司准备收购成华所在的企业。而成华也陷入了两难境地：一面与资方在职工安置标准上同收购者讨价还价，一面又要承担工人不满和失落的情绪。

　　交易中心成摆设

　　成华所在企业地理位置优越，浙江那家地产商最看好的又是土地。双方一拍即合。但经过实际测量成所在企业的土地只有24亩。这显然不能满足地产商的胃口。地产商几欲退出。他们最后折衷地提出，希望得到产业集团另一家停产企业的土地，该企业地处南京市最繁华地段——新街口附近。

　　经过几轮的讨价还价，最后在市领导的斡旋下，成所在的工厂以搭配出售的方式出手了。

　　“按照改制程序，这些应该是在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进行的。”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对本刊说。根据南京市的规定，产权交易必须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而挂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产权交易公开透明。

　　事实上，成华所在的企业最终也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了，但上述收购方的交易都是在产权交易市场之外谈妥的。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成了一个“过场”。

　　因此，“产权交易中心的公示和竞价，有时只是一个摆设。”李炳炎说。

　　无独有偶，曾为江苏第一大国企的中山集团，在股权受让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当初政府已经和浙江民企杭州天安公司基本谈妥，并达成初步协议，在产权交易市场挂牌就是履行程序。”中山集团一位内部人士对本刊说。

　　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谁都没想到挂牌当天，这家亏损多年的老牌国企竟然又引来一家新的收购者——深圳一家投资公司。

　　这家民企业当即与南京产权交易中心签订了委托协议书，并按公告要求将人民币2000万元汇入南京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但是，10天后产权交易中心突然通知中止中山集团公司的整体资产经价转让活动。其理由是“中山集团无法提供合作改制的框架协议”。

　　“这显然是借口。”深圳那家企业的人士对本刊说。他们认为，南京市国资办已经内定了中山集团与杭州天安合作。

　　10月14日，本刊来到刚刚搬家的南京产权交易中心，这个原本隶属市财政局的机构已经移至市国资办之下。“因为地处偏僻，我们的位置现在不好找了，搬完家很多文件还没有整理好。”中心一位人士介绍说。

　　根据改制文件规定，南京所有的国企产权改制必须通过产权交易中心，但产权交易中心一位人士也认为，“我们只能保证程序上的合法，但是场外的交易和政府干预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产权交易中心对并购企业有好处，因为如果国资委真要来查，从产权交易中心是看不到任何纰漏的。”原江苏体改办的一位人士对本刊说。

　　MBO之乱

　　10月15日，位于南京长虹街的南京市玻璃器皿厂正在进行着改制，厂门外贴着标语横幅：企业改制卖卖卖，厂长洗钱快快快。

　　据江苏小康与现代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东和介绍，该厂用MBO(管理层收购)方式改制，厂内大乱，工人反应激烈。“标语，横幅，聚集在一起或低语或愤慨的工人，这似乎成了南京这一轮国企改制最常见的景象。”刘说。

　　但是，在各种改制中怨言尤甚的就属MBO。事实上，这也是政府力推的改制方式。“整个江苏省对于MBO也是比较支持的，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乡镇企业改制中，该省积累了大量的MBO经验，如现在的红豆集团和沙钢集团等都是典型。”国资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说。

　　对于鼓励实施MBO，南京市国资办副主任傅刚曾有过这样的解释：企业的持续发展、职工队伍的稳定，需要稳定的经营者，财富的积累与管理者的努力工作分不开，实行MBO要求管理层按资产数额，自己掏钱增值扩股，这样做其实是将企业的长期发展与管理层捆到一起，增强责任心。

　　据本刊了解，南京市高层对改制的方案也有不同意见。市政府更倾向于引入民间资本，增加增量资产进行改制。而产业集团等直接领导层，则更支持管理层MBO。

　　他们为此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比如，南京机电产业集团2002年9月出台的《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三联动”改革工作操作意见》规定，按经营者担任本企业厂级正职称期间，累计实现税前利润或净资产增值额(累计减亏额视同)的5%比例计算奖励，最高不突破200万。经营者在本企业担任正职不满5年的，大型企业奖励不低于30万，中小企业奖励不低于20万。任职超过5年的，按大型企业6万/年，中小企业4万/年的标准递增奖金。

　　另外，在改制门槛设置上更是倾向性明显。以南京山西百货为例。2003年6月12日，南京山百在南京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告没有说明该企业的基本状况，但列出要求意向受让方必须具备的诸多条件，其中一条是受让方“有15年以上百货零售业经营历史”。刘东和对本刊说：15年前南京的百货零售业还没有向民营资本开放，南京山百这一条事实上排除了民营资本收购的可能性。结果到报名截止时，没有一家企业符合条件报名，于是南京山百实行了MBO。

　　政策的利好，使得南京很多企业管理层都选择了MBO。根据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从2003年1月1日到今年1月28日的统计数据，该中心工完成交易项目237个。以MBO方式受让资产的为145项，占61.18%。

　　MBO大规模应用在南京饱受当地学者和工人们的非议。按照MBO的操作程序，由实施收购的企业管理层提出改制预案，其中包括对企业资产的核销估价。这就涉及到改制中最敏感的国资流失问题。

　　在南京市2002年发布的16号文中，关于资产的审核，核销和评估问题，是如下规定的：企业在资产清查中各项资产盘盈、盘亏、损毁、报废、坏账担保损失以及其他潜亏损失，经审计后按实际净损失予以核销。这一规定意味着政府在鼓励核销国有资产。“如果核销得越多，资产数量越少，管理层收购的时候需要支付的钱就越少。”原江苏省体改办的人士说。

　　而不良资产的核销，由授权投资主体产业集团公司董事会负责审批。报市财政局或地税局核准或备案。资产核销额3000万元以上，报市振兴工业指导小组办公室复核。监督体系中，产业集团是最直接的一道监督关卡。如果这一关没审核出问题，往上报批通常也会很顺利。

　　目前，南京市国企改制的最直接责任主体——五大市属产业(集团)公司和东宇汽车(集团)公司，面临被撤消的命运。因为南京市计划最终将国企改制中剩余的30%国有资产合并为一个国有资产公司。如今改制接近尾声，数家产业集团的合并也迫在眉睫。这涉及到集团内部的人员调整。“负责监督把关的人员，自己也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面临着职位的变动。这种心理有可能使他们在审批MBO方案时把关不严。”李炳炎说。

　　东家缺位

　　“虽然动手晚了一点，但江苏被认为是国资改革最为激进的省份之一。”国务院国资委政策研究室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对本刊评价说。

　　其依据之一是，江苏省政府在2002年第135号文件中称：“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到2005年，基本完成国有经济的战略性布局调整和企业改组……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领域和中小企业基本退出。”

　　这种带有明确“时限”的国资改革纲领在国内其他地区并不多见。由此，也带来了江苏省各市的国企改革也制定了相应的“时限”，比如南京就要求今年基本完成国企改制，呈现出一种“时不我待”的姿态。

　　据了解，到2003年底江苏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的改制面已达94%，其中中小企业改制面突破96%，2003年全年实现重大企业改制和资产重组项目70多项，涉及资产230多亿元。

　　为什么江苏如此的“迫切”？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江苏周边的两个邻居已经远远的把它甩在后面，那就是浙江和上海。特别浙江没有国家投入，没有太多自然资源，但经济却远远超过江苏，这令江苏倍感压力。

　　“浙江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基本完成了国企改制。”杭州天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国敏对本刊说。他认为江苏现在很多做法同当时的浙江有些相似，“江苏有种追赶心态。”

　　同时，另一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作为国有资产总额达6000多亿元的国资大省，净资产仅2000亿元左右。庞大的负债和大量国企员工都让江苏感到不能承受之重，再加上长期投资不足，导致全省工业总量增长缓慢。

　　以南京为例，到2001年末，南京市14家授权投资主体中，账面总资产437亿，账面总负债300亿，其中银行负债140亿，欠职工内债13亿，扣除资产损失、账物不符的100多亿元资产后，实际净资产基本为零。

　　由此，“江苏展开了一场行政强力推动下的快速产权变革。”李炳炎对本刊说。

　　但令人担忧的是，与之相适应的地方国资出资人却始终没有到位，江苏省市一级国资委迟迟没有建立。

　　“难道要等到各地国资改革完成之后才组建各地国资委吗？”原江苏省体改办的人士称。南京国资委原计划在9月份成立，但至今迟迟没有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