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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治政论》
洪宾
如同人类生产史上每一次社会“大分工”所伴生的生产力飞跃，科学史上每一次新概念从老系统中的分立、新方法从旧框架中的分化，也往往意味着人类相关科学认识的深化和
升华。在政治学研究中，上世纪初叶“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及其所引发的行政学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当代大国走向复兴之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一部开创性的“大国政治研究”专著——《治政论——制度化时期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研究》，也在这个意义上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学术成果。这就是该书所开创的以政治包含“治政与行政的分列”为框架，以“执政能力是治政与行政的全面转化能力”为基础，以“执政党的核心竞争力是源于治政的‘制度力’”为旨归的“治政”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如果说威尔逊、古德诺等人将行政从政治中分离的学术创新是决定行政学发展的生长点，那么，可以说《治政论》作者从政治和行政中分离出的“治政”新概念则是拓开政治文明新时空的新起点。
作者在进行了纵向历史梳理和横向比较研究后明确指出，应当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和政治文明进行进一步“细分”：治政是执政党代表人民履行“国家意志的表达”，其目标为“求是”——制定让人民群众自主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行政是政府受人民（和执政党）之托完成“国家意志的执行”，其目标为“求实”——保障前述规则能够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取得实绩。治政及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政治文明。就执政党而言，执政能力即“求是”与“求实”的全面转化能力。如果说执政党组建政府的重点在于搞好物质生产，那么，可以说执政党自身务须抓好在其基础上的精神生产；形象地说，行政的任务是国家资本和国民财富的保值增值，而治政的任务是“公民志愿”（即“志本”）或说民心向背的汇聚扩大。
由此，首先从宏观上扫除了一个理论盲区：即执政党建设在政治学研究和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精确“定位”问题。作者以“政治文明是‘物质——精神’文明双轮之主轴”为创新突破口，将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间力量——执政党——的“核心位置感”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理性化阐释。其次，从中观上厘清了两个基本关系：一是执政能力与行政能力的关系，二是执政党建设与制度化建设的关系。再次，从微观上解析了三大关键问题：一是执政党如何避免组织及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行政化”、“权益化”的问题，二是执政党如何像重视经济结构调整那样抓好权力结构调整的问题，三是执政党“硬组织”如何与公民社会及市场“软组织”和谐相依、共生并存的问题。
在旁征博引的“海量”事实材料基础上，作者以“治政”框架对当代人最为关注的若干现实问题进行“解构和结构”，得出大量极富创见的观点和结论，诸如“执政党的四大政治危机”，“政党自朽的三个信号”，“结构性腐败与结构性反腐败”，“生产关系调节向交往关系调节转型”，“当代民心向背的‘根本矛盾’”等。这一方面体现出作者理论创新的“全向度”特征，另一方面也从实践角度对“治政从行政中分离”的理论前提给出了充分认证。应当说，《治政论》一书是近年来政治学研究难得一见的原创性力作，对于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建设具有十分突出的开创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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