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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陷入低谷的背景下出台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6年以来，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克服了通货紧缩造成的消极影响，还支持了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通信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等一大批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项目建设，补上了多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欠账”，使我国众多城市和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的负面影响。应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对积极财政政策予以调整，即让积极财政政策“相机”淡出。
第一，可避免短期政策长期化。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能是在民间需求不足时，特别是世界经济发生较大动荡时实施的一项短期政策。在近年GDP增长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贡献在2个百分点左右。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每年GDP增长可能会因此而相应减少，但经济增长会进入正常状态，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可避免过度负债。自1998年以来，国债规模逐年增加，总额突破了8000亿元，中国的经济增长形成了对国债的高度依赖。几年前，中央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就高达6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为10%，即使是赤字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仅为25%左右。我国已经连续6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债务总规模已经居高不下，而且形成了举新债还旧债的局面，进一步的财政刺激可能导致无效投资。曾有专家对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进行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债规模过大，其规模已超过GDP的130%。
第三，可避免财政风险继续加大。财政风险具体包括财政收入风险、财政支出险、通货膨胀风险和体制性风险等。预计2004年我国赤字规模占GDP比例将在3%左右。而实际上我国财政风险比上述显性数字还要大。增发国债将来是要由国家财政偿还的，巨额国债规模，长期下去会因为偿付风险引发财政整体风险。
第四，可避免继续抑制民间投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应该看它是否把民间投资启动起来。从这一角度看，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头几年，民间投资一直不够活跃。目前我国有12万亿元民间资本存量，在新形势下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有利于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
第五，可避免投资的边际效益继续下滑。据国家统计局投资司的统计，仅1998年后半年，国家共下达国债项目7007个，项目总规模12878亿元。更为严重的是，资金使用非常分散。结果是哪个都建不好。而且，当时这7007个国债项目中，国债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重仅为17.5%，即2257亿元，其他资金需要地方和银行配套。为了获得国债资金，地方都会承诺提供配套资金；可一旦项目开工，地方配套资金往往难以落实，国债项目就成了所谓“钓鱼工程”或“半拉子”工程，中央只好继续支持续建。地方政府“钓鱼式”的畸形投资行为终令积极财政政策“骑虎难下”，持续时间过长，力度远超出预计。这其实是造成今天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
第六，可避免当前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今年初以来，以能源为代表的基础性生产资料价格开始在庞大需求拉动下迅速攀升。受涨价刺激，钢铁、电解铝、水泥投资分别增长96.6%、92.9%和121.9%。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55118亿元，增长26.7％，扣除物价影响，创改革开放以来之最。另外，从物价上涨的趋势来看，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初步显效。如果信贷失控，将为以后宏观经济出现困难埋下伏笔，而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加剧货币政策调控的困难，从而将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目前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第一，在建国债项目的制约。实行积极财政政策6年多来，在国债资金支持下，各地上了不少项目。据统计，目前全国在建的国债项目就达上万项，所需要的后续资金达6000亿元以上。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就是大量发行国债，实行中性财政政策就意味着国债的大幅度收缩。如果国债资金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跟不上，在目前地方财力达不到的情况下，无疑会造成许多“半拉子工程”，这将意味着数千亿元的损失。
第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国债依赖的制约。这些年来，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债资金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建设，可以说，西部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受益者。迅速减少国债资金投入，对自身财力有限、内生性和自发性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的西部来说，损失会更大。当然，西部地区应该调整心态、调整观念，不应过多指望中央政府给以很大的投入，而应努力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但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防止当前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制约。政策转型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的调整。与积极财政政策密切联系的利益主体，会因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而遭受损失，因此必然会使“淡出”遭遇阻力。尤其在当前国家利益被地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严重分解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必定要经历有关利益主体的阻挠和矛盾冲突的过程。如果急于求成，很可能会激化矛盾，使转型受挫。
第四，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状况的制约。今年财政收支的盘子年初已经确定，财政赤字高达3198亿元，全年的国债发行规模高达7022亿元。这样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一下子降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五， 政策转型本身也要有一个过程。替代它的中性财政政策方案的出台，需要根据当前既反通胀、又防紧缩的经济形势。（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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