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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纪生
试想，当金纸变废纸成为一种“时尚”，中小股民闻破产而丧胆之时，谅是投机家施展拳脚的大好际遇。如果发生———他们先以公司行将破产之名骗取廉价筹码，然后借和解、重整成功的“特大利好”飙升股价，从而使中小投资者巨亏，自己攫取暴利———的情况，那究竟是破产先河首开者的苦酒还是法律尊严践踏者的盛宴？
近日，媒体爆出“*ST宁窖要开破产先河，投资者面临血本无归”的新闻，但最终传来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的消息，笔者虽系局外之人也不禁长嘘一口气。转而一想，该公司的破产危机暂得化解，并不意味着其他公司的破产“警报”随之解除。只有从理论上作一番深入思考，存在于上市公司破产问题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才能得以澄清。
应该看到，一方面，劣质上市公司退市直至破产出局符合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经历多年来血与泪的市场洗礼，多数投资者终于认清并开始接受上市公司不是“常青树”或“永动机”的生死逻辑；另一方面，面对手中一大把可能突遭金纸变废纸厄运的股票，不少股民的心态可谓迷惘与无奈交织，麻木与沉默相伴……
笔者与多数投资者一样，既对不可抗拒的市场规律表示敬畏———只要在股市生存一天，愿意无条件接受市场法则的“审判”一天；同时对破产依据不尽充分、破产程序不尽缜密下对我国上市公司启动破产杀戒，表示极大的疑虑。归纳起来，主要存在如下六个方面的疑问：
一问：金纸变废纸的过程是否反映市场化的自然进程？
我国股票市场的设立，一开始便不完全是市场行为的产物。
一是它的“先天不足”，股票作为高级形态信用工具，它应该是信用经济充分发展的自然产物；而在我国，股票问世之初的“金贵之身”完全由“超市场力量”赋予。由于信用体系十分薄弱，融资者信用与投资者信用极不对称，故它一开始就被烙上“信用工具缺失信用”的印记。现在要割断历史，将信用风险全部推给市场参与者而与市场组织者无关，似乎说不过去。
二是它的“出生畸形”，将股权结构人为“安排”成客观上有利益“转移”职能的两极：一极是国有股法人股等公股，它以超低价认购且因绝对控股而在需要“转移”小股东利益时享有绝对话语权；另一极是社会公众股，虽以高溢价购得但因势单力薄而实际处于即便利益被转移也无力抗争的边缘化状态。由于股市利益“转移职能”的衰弱，金纸变废纸的进程得以加快，这难道就是市场化的自然过程？
三是它的“后天失调”，虽然认股价格天然得不平等，但并未影响同股同权同利这种“天然平等”的实施，甚至反过来公股处于“超平等”地位：即管理层将“股市应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作为政策导向，以“股市必须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利益取向。试问，公有资本不能流失，公众资本就能无故流失吗？
有人认为，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应该“一视同仁”，既然非上市公司可以破产，为何上市公司就不行？这种论调貌似“铿锵”实则“苍白”，非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哪个没有充分行使过自己的权力，其破产当然咎由自取；而对上市公司的公众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来说，又有哪个行使过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呢？破产责任若非他莫属，法理的公正性权责性又何在呢？
二问：资不抵债能否作为上市公司破产的惟一依据？
诚然，发达国家都将公司资不抵债且不能偿付到期债务作为破产依据，但分析其资不抵债的成因，大多源于真正意义上的经营失败，即破产的客观依据与其说是公司资不抵债，不如说是由可以理解的经营不善引起。
反观我国上市公司，ST族中为数不少的资不抵债者，少部分确由经营失败引起，大部分则由非经营性因素导致。
换言之，同样是资不抵债，西方国家的成因大多是客观的，而我国则以主观原因为主，即上市公司的资不抵债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经营不善不是它的惟一甚至主要依据。
这些“主观”因素包括：一是控股股东先以其他应收款形式大肆侵吞上市公司资金再设法逃之废之（如*ST石化）；二是迫使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大量担保，最终由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一夜“打穿”（如ST达尔曼）；三是公然挑战法律，让上市公司资金无缘“失踪”（如*ST珠峰）；四是先财务造假，虚列利润与资产，然后将真金白银套出转移（如*ST生态）……凡此种种，根本不是经营不善问题而是违规违法问题，对由此而引起的资不抵债，岂容一破了之？
三问：先破产后赔偿的保护程序究竟保护了谁？
新的企业破产法草案规定，与企业破产相关的三种程序即和解、重整和破产清算均适用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破产清算后将申请注销登记，公司经营将终止，公司股票将中止上市并作废，从而失去在股票代办转让系统转让的资格。
也就是说，对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而言，只要到期债务无力偿付，理论上都存在立即破产的可能性。只有待破产程序结束后，如果大股东或高管人员有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后者才可以向前者提出赔偿要求，即公司的先行破产是后续赔偿的必要条件。这种“保护”程序究竟保护了谁不一清二楚了么？
其一，公司的一切资产属于股东，“零股董事”们用非法手段掏空了公司，其违法责任却由股东先行承担，这种“法理”甚至有点像歹徒抢劫公民，公民应先让其得逞，然后再向其追讨那样荒谬。
其二，公司都破产不存在了，账已清掉债已赖掉，之后再重翻“老账”，这账如何算得清楚，这不是给“倒账者”提供“程序便利”又是什么？
其三，先破产后赔偿是个漫长的过程，一旦违法人员觉得自己可能被赔得精光时，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将私产从容地隐匿转移。可见，对中小股东真正的保护应该是也只能是走“先赔偿后破产”或“边赔偿边破产”的程序！
四问：不规范的破产行为难道能维护法律尊严的完美性？
对上市公司急于实施破产，既然法理上不一定说得通，程序上又有明显疏漏，为何有人总想尽早试点？说穿了，惟一“善意”的可能是，这些人想维护企业破产法的“尊严”乃至整个法律尊严的“完美性”。这一初衷无可厚非，但客观效果适得其反。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社会主义法律最终的“完美性”只能体现在保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上。
实际上，我国证券市场与西方市场有着巨大“差异”，我国上市公司与西方上市公司资不抵债的成因各不相同，简单地照搬照套西方的破产法规于我国，导致的“异化”结果只能是破产行为的不规范与法律尊严的蒙尘玷污！
五问：公司破产导致券商大面积破产甚至引发市场破产谁来买单？
退一步讲，即便对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破产“天经地义”，破产的制度安排程序设计“天衣无缝”，也应该适当考虑破产时机的选择与破产效应的冲击。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正处于五年来风雨飘摇时期———股价股指节节下滑，人气交投极为低迷，股民券商亏损累累，金融不稳时隐时现，在此背景下贸然打开金纸变废纸的闸门，真令笔者不寒而栗。
须知，股票市场本质上是个信心市场，投资者信心充足，市场兴旺向上；投资者预期低落，市场萎靡不振；在目前投资者预期极度紊乱、信心行将崩溃之时，再雪上加霜地开启破产杀戒，要是它演变成压死券商、市场这头“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由谁来买单，又怎么买得起单？
六问：市场炒家借破产之名行骗筹之实怎么办？
规范的破产行为既要包括该破者破、不该破者不留下任何“佯破”的空子，也包括一旦破产程序启动不打无谓的“持久战”以紊乱预期；不规范的破产行为则倒过来，从而客观上为市场炒家提供投机空间或留下敛财缝隙。
试想，当金纸变废纸成为一种“时尚”，中小股民闻破产而丧胆之时，谅是投机家施展拳脚的大好际遇。如果发生———他们先以公司行将破产之名骗取廉价筹码，然后借和解、重整成功的“特大利好”飙升股价，从而使中小投资者巨亏，自己攫取暴利———的情况，那究竟是破产先河首开者的苦酒还是法律尊严践踏者的盛宴？
（作者为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0月19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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