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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二厚 张晓松 谢登科
10年前，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吹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由此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
10年后的金秋，针对我国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的特点，党的十
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突出强调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妥善处理关乎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六个重大关系。
打赢这场改革攻坚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妥善处理好六大关系，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加规范、公正、和谐的新时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将跨入崭新阶段。
多种所有制经济将更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统计显示，到2003年底，我国15万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工商企业资产总量19．7万亿元，净资产8．4万亿元，2003年上缴税金和实现利润分别占全国工商企业的近二分之一。同期，我国有个体工商户2353万户，注册资金4187亿元，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300万户，注册资金3．53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非公经济从“小荷才露尖尖角”逐渐形成蓬勃发展之势。
《决定》提出：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两个毫不动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认为，这意味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发挥自身优势，以平等的身份、同样的机会和相同的起点参与竞争，将更加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好各自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改革发展的成果将惠及全体人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但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2003年的3．2：1。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决定》提出：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专家指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的实际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决定》的提法显示，今后，党和国家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的同时，将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努力抑制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经济运行将走出大起大落的怪圈
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保持在9％以上。最新统计显示，前9个月，我国税收收入接近2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值逼近去年全年水平。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抑制。“宏观调控让我们清醒了头脑，促使我们进行产业升级。”浙江光宇集团董事长冯光成说。
《决定》提出：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徐大公说，宏观调控能力直接反映党的执政能力，体现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突显期”。《决定》提出的这一要求，将既有效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富有效率，同时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使经济有序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运行走上持续快速健康的轨道，摆脱大起大落的怪圈。
地方积极性将得到更好发挥
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在有些领域，中央和地方责权不明确的矛盾逐渐显现。河南省驻马店市委书记宋璇涛说，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发展也不平衡，中央的方针政策要靠各级政府去贯彻执行，各级政府还要千方百计促进本地经济和社会的良好发展。在这样的基本国情下，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决定》提出：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又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社会学专家指出，近些年，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国家的集中统一，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有些责权还不明确，“条条”“块块”的矛盾时有显现。根据《决定》的精神，今后，党和国家在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将把该放的权放下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从而进一步调动地方特别是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各项改革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我国经济正步入一个快速上升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领域中的一些矛盾和约束。2003年一度蔓延的非典疫情就显露出我国社会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运行的体制约束日益明显。当前，不仅存在着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不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的不协调之处依然突出。
《决定》提出：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加强改革协调，使各项改革互相促进。
国家行政学院学者朱国仁认为，改革越向纵深推进，要求的配套性越强、社会风险也越大。总体部署，协调推进各项改革，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意义重大。从《决定》可以看出，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整体推进中的不协调、不完善之处。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将得到进一步转变，行政效率将不断提高；随着社会领域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系将日趋完善；随着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加快、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创新，我国新一轮农村改革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和成熟。
改革措施的制定将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
统计显示，我国每年仅城镇就有800万到900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农村还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逐步转入非农产业。河南省常务副省长王明义说，从实践来看，一切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都要靠发展。增长速度过低，既不利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潜力，也会带来就业困难、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等一系经济社会问题。但不切实际、超越社会承受能力的发展，也势必会损害群众利益，造成经济社会不稳定因素。
《决定》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专家认为，这一措施显示，我们党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又要充分考虑社会环境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把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妥善处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中央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已经着手解决当前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及关闭破产中职工利益受损等突出问题。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稳步推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将得到进一步保障。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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