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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天勇等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感
夏业良
对于中国公民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沉重、敏感而又令人期盼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一波三折，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举步维艰。可以
说，我们今天取得的全部经济成就都来源于25年前的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变革，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指针，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老一代革命家带领下，中国经历了一场破除理论教条和思想禁区的意识形态震荡，经历过那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中老年人对那种振奋人心的政治氛围和日新月异的实质性变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邓小平那种时不我待的历史使命感、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为中国来之不易的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无愧于祖国母亲的抚育和期望，他审时度势，顺流而上，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堪称国家领袖中的杰出典范。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江泽民也在十五大报告中庄严宣告：“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的奋斗目标。
作为执政党的主要干部培训基地，中央党校一直是党中央的重要智囊机构，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探索和设计单位之一，因此，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作序，周天勇等理论工作者共同撰写的这本新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特殊重要的参照意义。
这本书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认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除了党的自身建设之外，需要进行一些基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不能破除就业的体制性障碍，不改革现有的县乡政府政权和事业体制，不能从制度上抑制机构和人员规模的膨胀，不发展民间非政府组织等，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很好地执政。十六大报告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任务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李君如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迫切的是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形成廉洁和成本较低的政权；发育和发展非政府民间组织；立法民主化；实行民主和科学决策等。作者着重指出，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本身需要成本，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机构运作成本最小化的政治体制。
作者还指出，要考虑各种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安排的可操作性和阶段性。有些方案过于理想化，看了以后很振奋人心，但是却无法实施。过去我们从思路上形成“政府—市场—企业”架构的定式，实际上居民（公民）、企业、社会中间组织（民间机构）、政府是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不同功能的行为主体。今后我们需要构造的是“企业—社会中间组织—政府”这样的社会组织模式。
作者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2001年，用20多年的时间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攻坚改革，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第二阶段也用20年左右的时间，即从十六大召开的2002年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完成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三阶段也是20年左右，大致是从2021年到2040年，进行和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笔者对这三个阶段的划分虽然不完全赞同，但是能够理解，然而从内心却无法赞同如此漫长的时间测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要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要顺应民心所向，把“执政为民”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理念，逐步建立“公民政治”的基本构架。应当时刻牢记公民是政治之本，任何时候都不能追求背离公民利益的单一党派利益。要真正建立起“公民政治”的基本构架，就要大力发展非政府的民间机构，鼓励和扩大中产阶级在全社会力量中的比重；在警惕和打击以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方式颠覆政权的前提下，切实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言论自由，鼓励思想和舆论的多元化，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
中国加入ＷＴＯ，客观上要求政府体制和职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运行体制和思维习惯必须改变，政府的权力应当受到限制并且得到有效的外部监督，因为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是产生新官僚资产阶级的体制性诱因。公共权力为少数人及其利益集团所控制并得以滥用，是对民主和法制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的公然践踏和藐视，也是对个人价值及其正当权益的全面否定。
到2010年，如果中国仍然不能真正实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完成基础民主选举和广义民主参政、议政的法规建设以及宪法的修订和完善，切实提高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地位和政治权威性，就难以顺应新时代发展的潮流，更不能真正超越发达国家的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国民所普遍享有的相对民主与自由水准。那么我们这一、两代人就无法履行我们应尽的历史职责，也无法向我们的后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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