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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论小札
伍立杨
解放战争后期，老蒋的战略部署可以说由他的一意孤行而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当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势如破竹，军中升腾的是穷追猛打的气概；而国民党部队，人心惶惶，
各派系在紧张考虑日后出路，士兵厌战情绪更是日胜一日。那时，蒋介石无可奈何下野返乡，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而解放军已迫临长江，呈翱翔凌霄、枕戈待发之势。1949年初，国民政府国防部召集紧急高级军事会议，由国防部主管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蔡文治中将作江防计划报告。蔡文治，毕业于黄埔九期、陆大十三期，成绩优异，1937年入国民党军委会第一部从事战斗序列编配、调遣设计，并担任军事外交工作。他主张主力向长江上游延伸，乃因上游支流多、河面狭，而下游水面宽阔，易于控制，可不设重兵，其总体思想为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所首肯。不料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却另有打算，他主张把主力聚集到江阴以下，以上海为防守重点，而上游只以少量兵力虚与委蛇。这是完全违背“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须“半渡而薄之”的用兵之道。所以，蔡文治明确指出此种想法无异自杀，遂与之力争。汤恩伯乃毫不相让，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蔡文治感到极不可解，因为若按汤的计划，无论战略战术均属下策，因提出李代总统、顾总长均同意第三厅的作战计划。汤恩伯当即骄横叫嚷道：“我不管哪个同意不同意，我只按总裁的意见办！”蔡文治指出其谬误：“总裁已下野，你还拿大帽子压人，谁负守土之责？”汤恩伯至此已情绪失控，拍案怒骂：“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同时起身拂袖而去。这从将令来说，是令出二门，互相掣肘，战机先失。1980年秋天蔡将军从美国回中国内地访问，回忆当时的情景，记得因百感交集而流泪。当汤恩伯冲出门去，他也甩掉军帽，解除武装带，申言不能再干，从此自动离职，几年后由港赴美定居。
实情也很明白，当时老蒋眼见大陆不保，早有抽身台湾建立小朝廷的腹案。为了抢运上海的黄金及战略物资，自然要作这种部署。而在最早准备退保台湾之初，就决无桂系及其他派系的位置了。后来蔡文治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抗战期间美国空运黄金至重庆，以此为准备金，以收回法币，减少通货膨胀，但此批黄金都由孔、宋套汇中饱私囊，孔宋两人，从未经商，他们在美国储蓄亿万美金，从何而来？”（蔡文治：《回忆马歇尔将军在华调处国共合作的经过》）
像汤恩伯这样的人，口碑很差，其实他也算是可用之材。抗战期间他在河南手握重兵，人称中原王，他当时为了和蒋鼎文（战区司令长官）争相收买人心，也团结过部分大中学教师、地方耆旧，而临到人生最后避无可避的决策关头，也就奋私骄勇，争气矜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违背天理的情况下进行，不免自觅死路。
解放战争后期，包括蔡文治在内的上百名高级将领宁可流落于海外，而不愿再追随于蒋的左右，一则远避时代巨浪，一则远避人主的“既愚且忍”，俾使憔悴身心得一休息，而毕生功过，也搜寻到眼前，至画一清晰句号也。
1948年前后，张治中曾多次上书进言，拟请停战息戈，休养生息，以图彻底廓清政治，但蒋介石不听。1948年夏，他在西安停留一周，每天和蒋介石都有谈话，最重要的是6月27日，谈话时间长达四小时，并有记录。张治中说：“政府为了国家，愿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表示不愿再以战争解决问题，首先主动停战，这样一来，在国际上可获同情，在国内也得到人民拥护。”并说明，士气低落到等于没有，高级将领很多人不愿再战，“不过是为了校长的感情不能不打仗而已。”（参见《张治中回忆录》，第773—774页）这实在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啊。这次长谈，屡屡使蒋“颇为动容”，但他却瞻前顾后，终于不听。兵法所谓“缓斗”、“止斗”一点也未起作用，而“上兵伐谋，有下用师，弃本逐末，圣人不为”（《握奇经》），更未加以实行。当时士气不振，人心不附，军队不能打仗，政治毫无效能，而主管却不惜把国运孤注一掷，形势，当然就更加江河日下了。
蔡文治一哭，而国运已尽；非哭所尽，乃命数尽而不得不付之一哭也。因为他仿佛看到一个身躯魁梧而日趋孱弱的人，抵抗病菌的能力越来越小，却又完全任性的讳疾忌医，结果除了夭折倒仆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善终呢？俗谚说“天躁有变，人躁有祸”，经验也未始不科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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