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企改革的争论可谓针锋相对、影响深远。中国经济正处在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分散化的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复杂性并非一种理论所能解释，其改革途径也绝非一种模式可以概括。笔者以为，如果我们理性地对这场争论进行梳理，吸收双方争论意见的合理内核，也许可以把握经济转轨的内在逻辑，找到一条成本更低或效益更高的改革路径。

    对国有企业需要改革这一点，争论的两方都无疑义,关键在于怎么改。笔者认为，完善法律和市场约束机制是第一位的。在完善的法律与制度安排下，无论是国有企业管理层还是民营企业都将面临有效的外部约束，前者可以承担好信托责任，后者会自律诚信合法经营。没有完善的法律与市场约束机制，既不能排除国有企业代理人渎职或吃里爬外的可能性，也不能抑制民营企业的负面影响。国营还是民营的选择问题是第二位的，目前产权转让或国退民进很大程度上是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面临生存危机的无奈之举。

    关于产权交易过程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争论双方并无分歧，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笔者认为，现在需要加快法律制度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建设，而不应叫停市场化的产权制度改革。同时要高度关注立法程序的合法性问题。首先，在由谁来立法的问题上，必须排除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法律实施者和法律惩戒的潜在对象。而应由利益中性者代表需要法律保护的社会阶层主持立法。其次，立法过程需要公开的听证会等方式提高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程度。以此确保法律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避免政府管理部门将其特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避免法律潜在约束对象在立法上的寻租行为。

    从理论上讲，现代经济发展的分析需要从五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是地理政治构局；第二个层次是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政治法律制度；第三个层次是商业制度、工业组织和商业实践的演进。第四个层次是分工和相关经济结构的演进。第五个层次是综合生产力和福利水平。其中第一个层次影响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影响第三个层次，依次影响到第五个层次。反过来，第五个层次又影响行为准则和制度的演进。

    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主要表现为在市场制度、经济组织和商业实践等第三个层次上的突破或转轨。但是，由于第二个层次制度的演进滞后于第三层次的制度转轨，使得经济改革本身陷入困境，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潜能正在迅速衰减。

    市场化导向的产权制度改革旨在建立激励兼容制度，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改革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僚特权思想和特许经营制度的安排，使市场化的产权制度改革伴生着大量的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注册资本金要求与行业准入的审批制度，排除了大多数自然人通过自由创业实现发家致富的可能性。而且在缺乏自由创业制度安排的背景下，特许经营与行业准入限制必然导致行业垄断。再加上传统均贫富思想的影响、自由创业制度和进入市场公平竞争的平等起跑线的缺乏，使人们对市场导向的产权制度改革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市场化改革是否已形成了有利于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新经济秩序？目前已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是否能在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给予认可或合法化？

    本次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改革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大多数学者在涉及公平时更多涉及的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对中国的改革实践而言，公平并非是均贫富，而是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和发展机会的平等。除了老弱病残以外，发展机会的平等又比生存保障更为重要。发展机会的平等包括平等的受教育权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自由创业、基本劳动条件和创业条件的提供或获取等。

    因此，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变革已成为经济改革深入开展并取得成效的前提条件。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改革建议：第一，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促进法治社会的真正形成和政府职能的根本转换。第二，高度关注立法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加快立法制度的建设，切实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司法有效性的提高。第三，通过设立差别遗产税制度，解决“原罪”问题。建议加快私有产权的界定，并在界定产权的同时实行财产登记工作，对差别遗产税制度设立前积累的资产开征高遗产税，对此后积累的资产开征低遗产税。遗产税率的设定以遗产税成本不高于企业在国内发展的未来收益为上限。第四，积极推进自由创业制度的建设。取消注册资本金要求，简化注册登记程序；建立个体经济和小企业发展局，促进个体经济和民营小企业发展；放开除少数自然垄断和国家战略垄断行业外其他产业的市场准入，促进有效和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形成。第五，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切实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实现，提高国民综合素质，逐步放开并最终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保障每个公民能自由进入市场并获得平等发展的权利。第六，加快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和企业定价技术的发展，避免在产权交易中国有企业价值低估和流失。最后，需要促进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社会文化的形成。新闻媒体需要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