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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郎顾之争”中，我们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除了被郎咸平质疑的3位企业家出来低调回应外，作为利益主体的重要一方，没有一个企业家出来对论争发表意见，也没哪家媒体像追逐经济学家那样去追逐企业家。这到底是一个无意识的失误还是有意识的选择？
这次论争牵涉到四方利益，即学者、企业家、员工和政府，惟独企业家是最不应该缺
席的。因为他们是被社会看作强势群体的。他们有着良好的表达能力和表达公器，也是媒体追逐的采访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被质疑的对象，他们理应站出来大声为自己申辩，然而，他们居然集体沉默了，一言不发，而且媒体对此竟然无动于衷，委实让人匪夷所思。
有人善意地从企业家的角度，认为企业家不回应是忙，不像学者和公众那样有时间争来争去，打口水战。企业家是务实的人，他们需要的是利润而不是真理。也许他们的确忙，但是不是所有的企业家在所有的时间都忙呢？对于其他问题，企业家能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为什么对于这个有关企业家群体的道德污点问题，企业家反而以种种理由避而不谈？显然，时间紧，事太多不是原因。
另一种解释是，企业家正处于弱势，不敢说话。张维迎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企业家要面临三种环境，一个是政策环境，一个是商业环境，还有一个就是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都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阶段，而舆论环境，则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有人就提出了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而这次在社会上、舆论界又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言论。即便如张所言，我们看到，去年也有很多企业家对所谓原罪问题进行反驳，警告民众不要有“仇富心态”。
不否认，面对处于道德高点的舆论的质疑和拷问，即使是强势的企业家，也会在某个时候的某个点上变成弱势阶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们的失语，也许有张维迎指斥的舆论环境差这个因素在内。
但是，我认为，企业家缺席这场论争，最主要的原因是处于目前的“火候”上，企业家不宜出来说话。想想看，站在“被告席”上，为自己辩护，面对群情激奋的舆论，可能会惹火烧身；不为自己辩护反戈一击，又可能得罪同行；而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可能两边都不讨好。于是，最明智的做法就只有回避。企业家虽为一个群体，但仔细分析起来，它其实也分为几个部分：一类是已经MBO了的，可以视为既得利益者，这其中又分为有点理由的和没有理由的。但是，因为规则的缺失和环境的压抑，有些历史细节讲起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其高调引发争论，不如低调保持一份宁静的心情。反正郎咸平质疑的不是我，不如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即使讲的是我，也只能是低调回应。一类是还没有MBO的，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心里打算过了风声再做的，这时候唯恐别人洞窥自己的内心意图，只好三缄其口；一种是根本就没有打算做的，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依仗政府主管部门任命的，在市场上尚且没有衡量出价值的，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机会，这时候选择闭嘴自然是上策；另一类是职业经理人，享受着职业化的优待，比如股权激励、年薪制，业绩直接决定收入，谁愿意赶这趟浑水。
当然，或许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不管如何，比起经济学家来，企业家们的“失语”才是真正的失语。它使得这场论争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学界圈子里的“独脚戏”，从而削弱了论争本身应有的意义。
邓聿文（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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