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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农村金融与农村发展的小型座谈会，与会学者就农村金融与农村发展为主题展开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副研究员做了主题发言。
农村金融需要多元化
冯兴元说：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主要可以分成政府信贷补贴和市场合作两种模式。前者是补贴信贷，这种运作方式在1980年代前占据主导地位，一直存在体制问题。其经验教训是政府干预的失败，农村金融市场同时被破坏，金融服务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还有老百姓对政府的依赖加大，自主性降低。
1980年代后金融市场开始以市场为导向，出现了农村金融市场范式也就是农村金融系统范式。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形式可分为合作金融和商业金融。合作金融一般只能在小范围可以很好运作，但扩展到大范围时，合作金融所依据的信任机制和互助机制等不容易正常发挥作用，不能代替商业金融。对二者应该并重，切不可只靠合作金融这一条腿走路。
“中国需要推行农村金融的多元化，这包括农村金融活动与农村金融监管的多元化等。”冯兴元强调。
“当前改革保证不了农信社
真正走向股份合作”
“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农村金融供给主题单一化、垄断化问题严重，对农村金融的干预和抑制严重。”
在农村金融的发展问题上，冯兴元说，“其实农信社从其产权结构看是民营银行，社员的股金很多来自强制性入股，许多是从客户贷款资金中扣除的，农信社对许多这类股东的股金提供保息存款。农信社里也没有政府的股金，所以他们也不是政府的信贷机构。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信用合作机构，因为大多数社员没有参与民主管理和决策。大多数农信社被两部分人控制，经营层的控制称为‘内部人控制’，地方党委和金融当局的控制称为‘外部人控制’。这样一来，农信社是准行政化管理的。当前的改革保证不了农信社从准行政化走向真正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
非正规金融，政府不应简单取缔
就农村非正规金融运作情况，冯兴元介绍说：“目前，农村非正规金融运作主要存在着合会，地下钱庄，民间放贷人，亲友之间的借贷和借款等等”。
合会是农村金融运作中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式。宁波某县1990年代初参加合会的人员和资金规模很大，由于会套会，会抬会，不仅吸纳了大量本地资金，还吸纳了来自上海等外地资金的大量投机资金进入。后来变为天天会，即一天标一次会，金融风险陡增，最终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倒会。福安市最近的倒会风波也与合会脱离互助性专项投机有关。大量的标会资金被挥霍消费或者进入当地的赌场。后来某标会成员携款潜逃，也因会首资金链断裂到公安局自首寻求保护而触发。
合会适合于一个流动性较弱的熟人社会，它依靠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关系、信任关系，还依赖非正式的制裁机构，比如社会排斥。在一般情况下，会员不选择诉诸于法律而对违反标会还款规定的会员进行社会排斥。只有在大规模“倒会”现象出现后，农民才不得不诉诸法律。地下钱庄大多出现在政府金融管制比较严厉的国家。我国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有许多地下钱庄。它们通过熟人关系提供上门服务。
目前，我国对农村非正式金融的态度是取缔。农村非正式金融是农村社会在长期的运用过程中，自生自发而产生的一种金融运作制度，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在农村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农村非正规金融出现了机制适应上的问题。但政府是不是可能以简单的‘取缔’来对待呢？台湾的作法是，日本人撤退之后，台湾成立了6家农村合会股份公司，最后都变成中小企业银行；1990年代末，台湾还将对合会运作方式的规定写入了民法，比如规定1人只能入1股，且某一会员不能履约时，替补的会员必须事先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以此来降低此机制运作的风险。台湾合会对台湾的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允许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同时适当降低金融风险，其实关系到中国社会的传统因素如何与现代化因素联系起来的问题。”
立法是否需要干预民间标会？
有学者认为，立法不需要去干预民间的标会。东部一些农村地区，随着正规金融制度的完善，农民有更多的渠道去获取资金，标会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繁荣了。进而言之，即使标会还普遍存在，立法也不需要去干预。因为，标会制度相当于一个合同关系，现在的合同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解决纠纷的途径也可以是多元化的，不必要仅依靠法律。也有学者认为，当一个标会运作出现大的问题时，当事人就会上诉法院，如果法院能采取判例法的规则可能会有助于民间标会制度的演进。
在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影响问题上，有专家认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者存在着内在勾联。比如，当正规金融供给缺口大时，民间的非正规金融就会发展起来；并且非正规金融也与当地民俗、观念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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