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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调整了购买力之后，人均GDP仍然不能充分地反映国内的生活水平。美国《挑战》杂志记者最近与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戈登进行一番交流，在这次访谈中，长期以来一直对如何最好地衡量生活水平问题非常感兴趣的戈登教授对比了美国及欧洲的生活方式，并认为人均GDP的差异夸大了生活水平的差异。
问:现在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欧洲人的收入增长率落后于美国人，并且可能会在
今后进一步拉开差距，那么传统的数据透露了什么信息呢?
答：许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发展是被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混乱所阻碍的，但大多数人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能够赶上来。事实上，从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在人均收入(人均GDP)以及生产力的发展都要快于美国。但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变得停滞不前，而美国则继续发展，尽管速度缓慢。1995年后，美国的发展加快了步伐，甚至在最近3年内仍然保持着这种态势，但是欧洲人仍然没有起色。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人大大领先了。
问：从人均GDP的角度看，现在的差距有多大呢?
答：如果我们说的是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以及英国这些最初的西欧共同市场成员的话，他们的人均GDP水平大致位于美国四分之三的水平上，但有一些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赶上了美国。并且，生产力，即每小时的生产产出是收入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一个最有趣的问题就出现了：用什么来解释人均GDP的差异呢?从定义上看，这个差异是由欧洲人的人均工作时间少于美国人而造成的。
问：也就是说，是因为人均GDP被定义为“生产力×人均工作时间”?
答：是的，人均工作时间的差异由三个基本原因造成，它们大致上都同等重要。第一，欧洲的失业率较高。第二，欧洲的劳动力参与率较低———也就是说，人口中要找工作的人的比率较低。第三，雇员的工作时间较短，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享有众所周知的长假。
问：您在最近的一次分析中退后了一步思考，认为从我们的实际生活方式来看，人均GDP的差异夸大了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答：不错，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美国人比欧洲人消耗的能源要多出多少，比如汽油、燃油和电力。这种消耗也是GDP的一部分，但是却不清楚这是否增加了美国人的福利。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极端的气候。一般来说，美国冬天更冷而夏天更热。撇开2003年夏天的热浪不谈，大部分欧洲人都能够适应没有空调的日子，而美国北部的极端寒冷同法国和英国比起来也是同样的情况。
美国会有那么大能源消耗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一系列倒退的政府决策。美国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的公共交通，却补贴了州际高速公路，并且鼓励利用分区制建立低密度人口的郊区，从而导致建立起来的许多地区都超过了规定面积。
因此，美国的大部分城市向外扩展，覆盖的面积甚至超过几千平方公里。通常富人们一直在由市中心向外移。我们都知道，在法国和英国，情况恰恰相反。最富有的人越来越趋向于向伦敦和巴黎的市中心聚集。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家庭需要两辆甚至更多的汽车———他们无法选择公共交通设施去工作或购物。因此，美国由于这两个原因而消耗了许多的汽油和燃油。
美国还有200万的囚犯，人数是15或20年前的3倍，而那也是一种浪费的资源，因为其中大多数囚犯只是由于轻微的涉毒而被捕，也就是说他们是自己吸毒而非真正的贩毒。应该有其他的社会组成方式来解决毒品问题，就像荷兰那样，从而能省下很多钱。同欧洲人比，所有这些都加到了GDP上，却没有同时增加我们的福利。可能大城市范围的扩散是美国和欧洲生活水平最核心的不同。
问：当然，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答：不错，但是同时，品味的改变是不同的。我们美国人不能想象带着孩子，乘坐公共汽车去菜场，而欧洲人则不能想象被堵在市中心而无法坐在地铁上看报纸。因此，这是个关键。总的来说，仅仅只用近似的衡量标准，我推测美国和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大半差距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GDP夸大了我们真正获得的福利。
问：总的看来，这些因素包括能源消耗、交通时间以及维持监狱人数。
答：是的。
问：您同时还提到了家庭住房大小也应该作为衡量福利的一种手段。
答：我之所以认为不能忽略这个因素，是因为一个美国家庭的住房大小几乎是欧洲家庭的两倍。我指的是中产家庭，还未包括那些在欧洲人看来住宅非常大的上层阶级。
在美国，中产家庭新建的住宅基本上都在2000平方米以上，而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我最近在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平均是900至1000平方米，比美国人少一半。此外，个人财产上还要加上一些价值———也就是，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不是住在独门独户的住宅里，就是住在城镇上有花园或个人财产环绕的房子里。你们都知道，欧洲国家有许多不同的住宅样式。英国人有带花园的房子。
在德国，一般的住宅都是一幢建筑中住四户。但是，毫无疑问，人们愿意为更大的房子付更多的钱，他们愿意为后院和游泳池付钱———从福利的角度来讲，美国人确实比较富裕。
问：但是，这其中有多少能算是品味以及其他利益衡量的问题呢?人们可能会在巴黎或甚至曼哈顿买一套较小的公寓，因为市中心区域能够提供给他们所有的便利，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答：这确实是一种交换条件，并且很难衡量。如果有好的交通运输系统的话，美国人更愿意走路，搬回市中心。在过去的15年中，芝加哥中心城区就出现了住宅热，许多市中心的高楼住宅和分套购置公寓都进行了改建，而一些新的住宅区也投入了建设。
问：让我们回到工作时间的问题上。欧洲人偏爱少工作的习惯到底对GDP的差异产生多大影响呢?
答：这是个有趣并备受争议的问题。看看三个导致人均工作时间较低的因素———失业率、劳动力参与率和低水平的人均工作时间。欧洲的失业率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长期失业所构成的。因此，这就很难说失业是一种自愿的选择，因为许多年轻人明显连续多年都处于失业状态。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方式的结果。
低劳动力参与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所说的“不被鼓励的工作者”效应引起的年轻人退出工作造成的。而其他人则提早退休并且再也无法在美国用相同的想法来重新调整自己。
现在再来看看第三个问题，人均工作时间。当然，选择拥有长假是欧洲人自愿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所有的都是自愿的。我觉得其中的一部分是一种政治过程的结果。比如法国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度。这实际上并不是法国人民决定的。
问：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人较长的工作时间也并非一定是出于自愿的。
答：我不会认为那都是欧洲人的自愿选择，我当然也不会认为较长的工作时间和较短的假期也是美国人的自愿选择。这就是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多元平衡。
我们也有一些超出经济学的“美国特例”。我们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并且长期以来，都在移民问题上扮演着明显更重要的角色。我们人口中新移民———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比率在稳定增长。尽管在法国、瑞土和德国等国有一部分外来移民，但是这种流动或改变都无法同美国相比。因此，来自这方面差异的推动力是巨大的。
问：您认为在未来社会保障基金中一个未知的因素会是移民问题吗?
答：我是一个被称为社会安全假设与措施的技术小组中的一员。我们在移民问题上有过一次激烈的辩论，但我输了。官方关于社会安全的财政计划是建立在一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即移民的数量将会永远地固定在一个数字上———这个数字实质上比过去五年中的要少。他们毫无理由地设想移民数量的增长会骤然停止。
问：所以，您认为移民劳工将减轻未来的基金压力，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承担责任。
答：是的，当然。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0月13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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