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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卢叶
全国人大财经委研究员许健博士近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扭转了去年的货币信贷超常规投放和投资高速增长的形势下认真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制约因素的成因尤为重要。
财政政策积极与中性值得商榷
许健认为，在当前有经济政策、原材料供求矛盾、经济增长模式三方面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从经济政策方面看，我国经济政策从总体上体现了适应转轨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一定时期要根据经济运行特征的需要对经济政策进行适时调整，如果不适时调整政策则可能对现行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许健认为，现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稳定经济、货币及启动需求的一项重大经济政策，它对当时我国经济从低谷启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赤字财政政策，是“寅吃卯粮”，即把未来的需求提到现在使用，它对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进入自主性增长阶段时，特别是经济运行接近潜在增长水平时，再使用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
“在投资率过高，投资增长过快的现阶段仍然使用这一政策是值得商榷的。”许健建议，现在应当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可以先减少长期国债发行规模，过渡到全面停止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由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过渡到中性的财政政策。从今年来看，前半年一直提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年中时财政部部长一度曾提出要淡出积极、过渡到中性财政政策，但一月之后，仍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说法再次被提出。
估计不足突显第二个制约因素
原材料，即能源、交通等的供求矛盾突出作为制约我国经济运行的第二大制约因素，许健认为这是由于三个估计不足而导致的。
据统计，上半年我国原油与成品油进口增长分别达39．3％和56．6％，原煤库存达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电力缺口达到3000万千瓦；公路运输的满足率只有35％。种种现象表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在潜在生产能力开发出来后暴露得比较充分。
许健认为，导致这一制约因素的第一个估计不足是，对过去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能源、交通增长是国民经济的先行指标，在通货紧缩情况下的静态经济环境中的投资结构当然不能满足潜在生产能力开发出来的需求，能源交通等瓶颈项目的投资不足是造成目前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估计不足是，对我国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后对重化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费需求估计不足。近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部分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于比较成本较低，世界部分制造业逐步向我国转移，制造业投资增长主导我国投资的现象说明了我国正在逐步转化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其二是我国城市消费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如对汽车、住房的需求增长加快，这些需求都需要消费大量的能源、钢材和新型原材料支撑。
第三个估计不足是，对经济运行周期的变化估计不足。我国的经济周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内在因素和经济政策影响形成的周期，如“扩大内需”形成的国有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形成的经济周期，另一方面是每一届地方政府换届产生的投资需求扩张形成的经济短周期，这些因素都对资源配置产生深刻的影响。
经济增长模式需优化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制约因素。”许健说，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并未完全摆脱以国家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经济发展的几次大的波动：1985年经济过热的波动导致1988年治理整顿和经济急刹车，1993投资膨胀使得调控周期从1994年延续到1996年，也间接导致了后来长达3年时间的通货紧缩局面。
许健认为，好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是依靠国民收入内在的良性循环机制带动经济的良性运转。在这方面就需要我们更加关注投资率，许健说。今年我国投资率占ＧＤＰ最高值达到46％左右，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ＧＤＰ中的投资进入国民收入循环，并且是有效益的，那么国民收入将实现良性循环，如果长期投资回报率低下，而且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转入效益差的投资，那么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经济失衡，物价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因此当前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对转轨条件下投资率的控制问题。
“在我国以国有投资为主导的投资模式下，应充分认识到政府投资存在效率低下的特点，这不仅容易带来物价上涨的后果，也会使经济陷入较大波动的起伏不定。”许健建议，对“投资为主导推动经济增长，投资过热，物价上涨，治理整顿，控制货币信贷，需求下降，通货紧缩，经济不景气，启动经济，再次鼓励投资”这样一种模式要极为重视并避免，因为这种模式对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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